周军：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漫话四渡赤水（全文）
进军贵州与遵义重要决策会当部队改变方向，向贵州挺进时，历史的车轮也悄然转动。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诸多挑战与考验，但目标始终坚定。到了遵义，事情有了重大转折。在这里，他们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共同商讨未来的行动方向。这次会议，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部队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可以说，进军贵州是部队的一次重要战略调整，而遵义会议则是他们在此次调整中的关键决策时刻。这一切，都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来聊聊我的一个观点哈，关于“四渡赤水”这个说法，它差不多是在七十年代才流行起来的。在那之前，大家通常会用“声东击西”或者“在黔滇地区迂回作战”来描述那段时期的战斗。但说实话，这些都没能全面、精准地总结那段时间的作战情况。到了七十年代，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提到过：“淮海战役啊，或者其他什么战役，都不算啥，真正让我得意的是那个四渡赤水的战术。”打那以后，“四渡赤水”就成了大家用来形容那段时间中央红军灵活机动作战的代名词。
不过，要是只用四渡赤水这事儿来总结那段时间的军事行动，那也是不全面的：
四渡赤水并不是说简单地过了四次赤水河就算完事儿了。不对！这其实是一连串的动作，从第一次渡赤水开始，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又往南过了乌江，再往西挺进滇东，最后成功穿越了金沙江，这才算是走完了这一整套战略步骤。直到金沙江那边，这场大战略行动才算是暂时结束。就是在这一连串的时间里，红军长征从之前的被动状态变为了主动，把一直追着咱们的敌军给远远地甩开了，至少让他们落后了一个星期的路程。这一整套的战略行动，咱们现在管它叫“四渡赤水”。以前那个“转战黔滇”的说法，其实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它。因为后来红二、六军团也搞过“转战黔滇”，那你咋区分中央红军那会儿的行动跟他们呢？所以啊，后来战史上就给它定了个新名字，叫“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这就是一连串不停歇的动作。
这是一次超级棒的战术大转移。
在四渡赤水战役打响前，中央红军那叫一个危险。他们离了中央苏区，一路上冲破四道封锁，特别是那个“湘江之战”，打得真是惊心动魄。想当初，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六千多人，可到了1935年1月底，就算加上了在遵义那边新加入的战士，也就剩三万七千多人了。换句话说，路上牺牲了五万多战士啊。
这次真的搞砸了，情况相当糟糕。
在吃了这场大败仗后，湖南通道那边，中共中央听了毛泽东的主意：不去湘西跟红二、六军团碰头了，改道去敌人防守弱的贵州。虽说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还在争论“通道会议”到底存不存在。但不管咋样，就在湘桂黔交界那块儿，中共中央确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话：不照原计划去湘西，而是奔敌人少的黔东南去了。据当时在场的一个叫李德的人说，这个主意是在红军翻山越岭走西延山区时，开的一个“快速会议”上提出来，大家也都同意了。历史学界有个名词叫“通道转兵”，咱们先不深究它准不准确，但中央红军改道去黔东南这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一踏进黔东南，咱们就说那是“跨过乌江的大行动”。中央红军在通道拐了个大弯后，又跑到黔东南的黎平，开了场重要的黎平会议。在那会上，大家头一回正儿八经地把那个平时总爱发号施令的洋顾问李德给晾在了一边，没采纳他的意见！会上拍板了：中央红军得赶紧跨过乌江，去黔北那块地方，以遵义为中心建个新根据地。主意一定，中央红军就立马行动起来，准备突破乌江——得抢在国民党中央军前头，越过乌江，杀进黔北去。
那时候，国共两军的队伍分别从两边往中间靠拢。国民党那边的薛岳部队，带着八个师，这八大伙人沿着湘黔公路，从东边一路往西边赶，想抢在红军前面拦住他们。可红军呢，动作更快，从东南方向一股脑儿朝西北冲，直接奔乌江去了，轻轻松松地就渡过了江，把遵义给拿下了。这事儿发生在1935年1月头几天。
那会儿，薛岳带领的中央军是个啥情况呢？说白了，就是啥好处都想要。蒋介石让他去拦截红军，但他心里的小九九，其实跟蒋介石不谋而合，那就是“拿下贵州的政权”。那时候，贵州是军阀王家烈的地头，他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的一把手，还兼着二十五军的军长，简直就是个小土皇帝。蒋介石本来就瞅准了这个机会，想把这个小土皇帝给端了。所以薛岳的部队一到贵州，那就跟脱缰的野马似的，红军都不管了，直接冲着贵阳就去了。他们提振士气的口号也是简单粗暴：“甭管匪军往哪儿跑，咱得比桂军先到贵阳。”那时候，桂系部队也想来分一杯羹，贵阳也是他们的目标。薛岳占了贵阳之后，就开始琢磨着怎么“经营贵阳，拿下黔政”，把王家烈的势力给赶出去。
结果是这样的：中央红军当时在遵义那块地方，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非常短的休息时间。
在这个超短的休息空档，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柏辉章家里开了个超级重要的会，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遵义会议。在长征路上开的那些会里，遵义会议绝对是老大，头等重要。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会上做了个超级大的决定，那就是改了党中央的班子，还开始批评之前的错误军事路线。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回到了大家眼前，开始挑起了最高领导的担子。
说到遵义会议，那可是个超级重要的会议，咱们得明白它的历史意义。而且啊，这次会议其实做出了两个大决定。先说第一个，这个决定讨论得可快了，半天就搞定了。大家主要琢磨的是到了这儿以后该怎么走，下一步咋办。原本黎平会议的计划是在这儿搞个根据地，就是遵义为中心的黔北那块儿。但到了这儿一看，这地儿不行。南边东边都是乌江，北边是长江，两条大江一夹，根本没有多少发展空间。再加上这儿穷得叮当响，贵州有句话叫“地不平，天不晴，人没钱”，穷得很。所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又拍了个板：咱往北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那块儿建苏区根据地，跟红四方面军联手干大事——这就是遵义会议头一个决定。
这个主意是朱老总、聂荣臻还有刘伯承三人想出来的。他们三个都来自四川，在长江边上长大。刘伯承还曾在川军里当过官，是个挺有名的将领。因为他们对四川的情况挺熟悉，知道川军里矛盾多，派系林立，装备也差，战斗力也不行，反正就是一堆问题。所以开会的时候，大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渡过长江，去成都的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样一来，就能跟川东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互相呼应，联系起来，在战略上也能互相帮助和配合。
遵义会议很快就决定了那件事情，只花了半天时间讨论。接下来的两天半，大伙儿的心思全放在了后来定下来的那个决议上，说白了就是开始批评左倾的军事路线，特别是李德，还有那时候第三次左倾主导的那一套。说白了，这就是个声讨大会，会上大家都情绪高涨，一个声音，说啥也不能让这个洋顾问再瞎指挥了。周恩来站了出来，说咱们得让那些在真刀真枪里打过滚儿的同志来领头，说的就是毛泽东。大家一听，都觉得是这个理儿，就同意了。这么着，会议最后决定，把毛泽东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头，让他站到更前头来挑大梁。
不过，在那个会议上，大家并没有选定毛泽东作为领头人。
其实，毛泽东进了政治局常委后，还有遵义会议决定的一些后续要处理。那就是在四川石坝乡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定的。这次会议主要是让党中央以前管事的把权力交给新管事的张闻天，连印章、文件这些都一并交了，还更清楚地说了政治局大家各管啥。分工是这样的：周恩来同志就是党里负责拍板军事行动的人，就是军事上的最后决定得由周恩来来定，而毛泽东同志呢，就是帮周恩来的——以常委的身份，给周恩来同志搭把手。
这个选择背后藏着好多好多的往事，其中就有在中央苏区的那些经历。
其实，这个提议不是头一遭提出来了。最早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左”倾路线的那些人想让毛泽东下台，不让他再管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事儿，也不再让他在前线指挥。那时候，周恩来也拿了个类似的方案出来：要不就是我来挑大梁，毛泽东同志在旁边帮我，他留在前线协助；或者就是毛泽东同志来领头，我到前线盯着他，确保他按中央的路子来。但这两次提议，毛泽东都没答应。他说，既然大家都不信任他，那他就不在前线待了。说白了，他就是辞了职，回后方专心当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去了。到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周恩来又一次提出了这个想法，这回，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在遵义会议商量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个看法，就是说领导层先别动，让张闻天同志来主持一阵。他觉得，六届四中全会那是共产国际点头的，可现在的遵义会议，咱们是在跟共产国际断了联系的情况下，自己个儿拿的主意，以后可能还得共产国际认可。所以，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适合站出来挑大梁，还是张闻天同志来管比较合适。他呢，就帮着周恩来同志专心搞军事指挥。
这时，毛泽东认同了这种领导安排，为啥他会在这个时候点头答应呢？
这时候有两个不同之处：
首先啊，大家之前的看法都不一样。宁都会议那会儿，毛泽东是少数派，多数人都不买他的账，不赞同他的那套做法。但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特别是湘江一役的大败后，大多数人都开始觉悟了，觉得毛泽东同志那是真有两把刷子，谁也替代不了，连周恩来他们这些人都打心底里服了。所以后来周恩来是真心实意地把指挥大权交给了毛泽东！原来的“周毛搭配”，就这么慢慢变成了“毛周搭配”。毛泽东这回算是正式进了最高领导层，一到陕北，他就站到了前台，这可是大家伙儿的共同心愿。“万人拥护毛主席”，这话可不是凭空说说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才是能扭转乾坤的那个人。
另外，毛泽东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真的变得成熟了许多。他慢慢变得更擅长团结伙伴，特别是那些想法和他不一样的人。在说明自己的观点时，他开始更加看重“找共同点，保留小分歧”，也更会把自己的看法，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想法”——也就是说，他会把“我的想法”，转变为“我们的想法”。
后来，共产党人就形成了一个特别之处，也可以说好习惯：那就是集体永远排在个人前面。个人的聪明才智，得放到团队里头，变成大家的想法，靠着团队和整个阶级的力量，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
后来，那个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佬斯诺，他在书里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一连聊了好几个晚上，但很少说到他自己或者他在那些事情里扮演的角色。我起初以为，想让他跟我细说这些是没戏了：他明显觉得个人没那么重要。他就像我碰到过的其他共产党同志那样，老是讲集体决策、组织结构、部队情况、决议案、战斗、战略啊，还有“行动计划”这些，很少聊到自己的故事。
有那么一阵子，我以为他们不愿意多聊私事，就连自己同志的功劳也不愿提，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谦虚了，或者对我有所保留，再不就是因为不少人头上还有悬赏呢。但后来我发现，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压根就不记得那些个人小事了。等我开始搜集写传记的材料时，我一次次发现，共产党人在说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时，那叫一个滔滔不绝。但等他们一参加红军，就把自己给丢哪儿都不知道了。你要是不死乞白赖地问，他们根本就不会多说自己的事儿。你能听到的，全都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者党的那些事儿——这些词儿还都得大写。他们能没完没了地说出每次战役的日期、经过，还有那些进进出出的、你压根就没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事儿。但这些事儿对他们来说，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在那儿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红军到过那儿，而红军背后，是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信仰的整个力量。这个发现挺有意思，但也给报道带来了不少麻烦。
遵义会议过后好一阵子，毛泽东在军队里头还没个正经的头衔，他就只是个军委的普通一员，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里的一员。他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在政治局常委里就是个普通常委。政治局常委的分工里头，也没直接让他管军事。但到了“鸡鸣三省会议”上，事情就清楚了：他是帮周恩来同志搞军事的，尽管那会儿还没个正式的名分。
遵义会议结束后，大家立马商量着要过长江，打算在宜宾和泸州那段江面过，过了江就穿过川西平原，去成都的西南或者西北那边，建个苏区根据地。这就是当时的主意。会议结束，也给红四方面军下了命令，让他们往嘉陵江西边打，好跟中央红军配合上。但这个过长江的想法，没多久就发现不太现实。这也正常，一开始的计划嘛，总得试试才知道行不行：咱啥都不清楚的时候，先定个计划，这计划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毛病，得靠实际行动来瞧瞧。
咱们得说，遵义会议那可真是个历史上的大事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没了共产国际的帮手后，开始自个儿拿主意、解决问题的新阶段。不过说实话，要是细究起来，遵义会议一开始的那个决定，其实并不太对路。当然了，后来他们有了个更靠谱的决定，但头一个决定嘛，确实有点儿偏差。特别是对敌人的判断上，出了岔子。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提这建议的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他们，已经离开四川老久了，压根儿不知道四川那帮军阀早就变了个大样儿。
土城战斗没打赢，咱们就撤到了一渡赤水那边。
四川以前军阀多得很，各有各的地盘，跟小国家似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刘湘已经把四川的政事大体上统一了，他算是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军阀。像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王家烈他们，还有龙云，都比不上他。刘湘军事力量最强，海、陆、空军都有，还有航空队和长江上的舰队。他自己有兵工厂，能造武器，实力真的很强。他心里明镜似的：中央红军要是想渡过长江，首先就得动他的蛋糕——他坐镇的川西平原，那可是四川的粮仓。那时候西康还没划进四川，所以管那儿叫川西平原，其实应该叫川中平原，现在叫成都平原。这块地方，天府之国，土地肥沃，要是共产党在这儿站稳脚跟，那不就等于砸了刘湘的饭碗嘛，他肯定不会答应。
刘湘料想到中央红军或许会选这里渡过长江往北去，于是赶紧调兵遣将，忙着布置防线，打算阻拦他们。
红军要过长江，第一步就是得从土城开始，一路往北冲，目标是拿下赤水和合江这两个地方。
赤水这个词啊，有好几个意思。首先说的是赤水河，它从镇雄起源，直接流到长江里。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地方也叫赤水。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赤水市，以前叫赤水县；另一个在四川叙永，叫赤水河镇。在电报里，赤水和赤水河这两个名字经常一块儿出现，所以得注意区分，别把地名给弄混了。
那时候，中央红军打算先攻下赤水和合江这两座城，然后渡过长江继续北上。他们直接就朝那边进发了，结果一到那儿，就撞上了川军。这次碰面，中央红军压根儿没预料到。川军那边，派出了最厉害的部队，就是一个教导师和一个模范师，这都是刘湘手下最精干的队伍。他把这些精兵强将都派了出来，就是要拦住中央红军进四川的路。
刘湘有个主意，就是说，咱们得把这场仗挪到四川外面去打，可别在自家地盘上开打。
那时候，教导师里头有个挺传奇的旅长，名叫郭勋祺。他虽然是个军阀部队的旅长，但跟共产党那边的刘伯承、陈毅、朱德等人，私交挺不错的。大革命那会儿，他挺同情共产党的，算是左派的人。后来杨森、刘湘开始搜捕共产党，他还悄悄买了船票，帮朱德、陈毅逃了出去。郭勋祺这人跟共产党走得近，刘湘心里也清楚。那为啥还要派他去呢？就是因为他跟共产党有那么点“交情”，刘湘想让他自己掂量着办。别跟共产党硬碰硬，打得太狠了，两边都损失惨重。但也不能让共产党轻易进四川，得想办法把他们挡在门外。底线就是不能让共产党踏进四川一步！只要不越过这条线，就别跟他们死磕。郭勋祺自己也不想跟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在郭勋祺出发前，刘湘特意找他谈了谈，把这事儿给交代清楚了。
那时候，中央红军的冲劲可足了，他们一举拿下土城后，立刻就让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分头去抢赤水和合江这两个地方。就在这时，郭勋祺带着他的两个旅，一个是他自己的第三旅，另一个是潘佐的独立第四旅，追了上来。他们还比原本跟在后面的模范师廖泽旅快了一步，先赶到了土城东南的青杠坡。听说现在青杠坡那儿还立了个碑，就是土城战斗纪念碑。看到郭勋祺追得这么急，毛泽东他们这些中央领导就打算在青杠坡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他们安排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青杠坡两边埋伏好，打算一举消灭跟着他们的川军。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是郭勋祺带兵追上来了，还以为是廖泽那个旅呢。他们想着廖泽的旅也就三个团，而他们红三、红五军团加起来有五六个团，还有个军委干部团，吃掉廖泽的部队根本不成问题。
接着，一军团和九军团分别继续沿着赤水河和习水河逆流而上，打算攻打赤水和合江这两个县城。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两路红军都碰了壁。咱们现在聊聊土城那场仗，要是用“战役”这个词儿来说，那就不光是青杠坡那一小块儿了。这仗打得范围可大了，还分北战场和南战场呢：南战场就是青杠坡，北战场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红二师在的复兴场，离赤水城往南十几公里有个复兴场；另一个是红一师在的黄陂洞，在旺隆场北边，一军团的部队在这儿和川军僵住了。还有一个战场是红九军团在的箭滩-官渡那边。（习水河边有个地方叫官渡，跟三国时候那个有名的“官渡之战”里的官渡重名了。）那时候的官渡就是习水县城，现在归赤水市管。九军团在官渡前头不远的箭滩也撞上了川军，两边实力相当，都打成了平手。当时谁也没想到川军那么难缠，原本以为川军跟贵州的王家烈部队似的，不堪一击，刺刀都不敢上。结果一打起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两股川军都挺厉害，人多枪猛火力足啊。
就在那会儿，土城青杠坡那边，咱们也跟郭勋祺、潘佐的两个旅干上了。那帮川军，装备好得很，战斗力也挺猛。川军里的头头儿后来提起，郭勋祺那部队，算是川军里顶尖儿的装备。他们一个连，配有三个冲锋枪班，用的还是川造的汤姆森冲锋枪，再加上三个步枪班，三个小炮班，那小炮就是50毫米掷弹筒，对红军来说，威胁可不小。
两边一开打，红军就瞧出这敌人不简单，不是吃素的，打得那叫一个胶着。这时候，毛泽东他们赶紧让林彪带着红一军团火速回土城帮忙。红一军团之前在复兴场、黄陂洞那边吃了亏，立马就往回跑。红军走路那是真快，林彪带着一军团，一天一夜就走了一百二十里地！赶到土城，参加了青杠坡的战斗，总算是把局势给稳住了。
这会儿青杠坡的战斗紧张得要命，川军已经冲破了红军的防线，离红军的前敌指挥所——就是大家说的“前指”，漏风垭那个地方，眼看就要到了。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就在那儿坐镇指挥，敌人离他也就几百米远。毛泽东他们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调军委干部团上去支援。干部团一到，就把川军给打垮了。这干部团装备可不错，他们手里有不少“柏克门”手提机枪，那时候大家叫它们“花机关”，一开枪就能扫倒一大片。干部团的装备在中央红军里可是最炫的，一个个都戴着钢盔，钢盔上还印着红星，看起来特别整齐。川军一看都愣了，他们还以为中央军来增援了呢——川军哪儿有这种装备啊。结果干部团一上来，一顿冲锋枪就把川军给打退了。接着陈光、刘亚楼带着红二师也加入了战斗，又抢回了几个重要的阵地，川军没办法，只好停止进攻，开始防守了。
结果，战争就陷入了对峙的局面。
僵着的时候，遵义会议的那个决定可就派上用场了，换班子的决定也开始见效。这时候，毛泽东提议说咱不打了，因为这仗太难啃，再加上敌人的增援部队不停地往这儿赶。要是咱还在这儿死磕，说不定就被敌人给包围了。所以啊，咱得撤退，其实打不下去的时候选择撤退，也是一种果断。李德指挥的时候就是不懂得撤退，该撤的时候不撤，非得硬着头皮往前冲，这种指挥方式真是太糟糕了。
土城战役那会儿，中央红军那边碰到了点麻烦，情报上出了岔子。按理说，咱们中央红军的情报历来都挺靠谱，军委那儿有个解密小组，叫二局，专门负责搞定敌人的电报。这小组效率老高了，简直神乎其技。这小组啊，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那会儿成立的，一直干得很漂亮，敌人的动向基本都被咱们摸透了。长征路上，情报也是抓得死死的，但光有情报不灵啊，还得有高手来指挥，不然情报再准，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就像第五次反“围剿”，情报没出错，可仗还是打输了。
中央红军这次打算过长江，结果情报上又有点小插曲，具体是咋回事呢？他们从遵义开始往长江那边走的时候，有三天时间没咋用电台，我猜想，可能就是那会儿，川军的整体调动情况他们没摸清。至于追他们的敌人嘛，情况他们还是大概知道的，那时候的电报说得挺明白，挺靠谱的。战斗开始那天，说是有四个团的敌人，另外四个团可能一两天内会到，结果第二天，敌人就来了七个团。所以说，土城这场仗没打好，主要不是因为情报不准，那些具体的情报还是挺准的。当然，敌人整体怎么安排的，情报上可能慢了一步，但具体的消息没错。问题出在哪儿呢？关键还是对川军的底细不清楚，了解得不够。
土城那一仗，我们以往都觉得是吃了败仗，为啥这么说呢？要是光数人头，其实双方损失差不多，算是半斤八两吧，甚至川军那边还稍微差点儿。但评判一场仗打没吃亏，不能光看人头数。就算只看人头，对川军来说，那也不算赢。不过呢，川军实现了“把战火引到外省”的策略，所以他们还是捞到了好处。打仗嘛，是赚是赔，关键看你目的达没达到。比如你的目标是渡过长江，结果还没到江边呢，就被人家缠住了，伤亡还不小，对吧？所以我们才说那是败仗，是吃了亏的。现在对于土城战斗的伤亡人数，说法各异，啥数字都有，说好几万的，那太夸张了！别说几万不可能，五六千都不靠谱！根据我掌握的双方资料来看，川军在土城那边，包括黄陂洞、复兴场、箭滩、官渡这些地方，伤亡加起来可能也就两千多人（他们自己上报的是三千多人），中央红军也差不多是这个数。
后来我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招了不少新兵，就是“扩红”。黔北那地界挺特别，跟咱川北那时候有点像，好多人抽大烟，干活的反倒是妇女，鸦片这东西真是害人不浅。那些参军的黔北群众，好多都有鸦片瘾。这批新兵被编在一起，先给他们戒烟。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定的，那时候红军长途行军，没法子帮他们改掉这坏习惯。所以啊，这些人烟瘾一上来就开溜，跑了不老少。记得当时在黔东南、黔北一共招了五千多人，但等红军长征到陕北时，黔东南、黔北来的战士几乎没了踪影，为啥呢？都因为受不了跑了，队伍就这么散了。
也有不是黔北本地人，但在黔北参军并完成长征的战士，比如黄忠诚。他不是黔北人，原本是位来自湖南的年轻打工者，在旧时候，我们就叫这种外出做工的人“打工仔”。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被“拉”进红军队伍的。那时候，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在泗渡站开完会议后，负责去刷标语和招募新兵，也就是“扩红”。每个人都有任务，不管你是谁，都得去宣传、刷标语、招募新兵，反正啥活都得干。就连首长也不例外，都得分配任务。张云逸提着浆糊桶，上街贴标语。结果，他碰到了一个年轻人，便向他问路。两人一聊，竟然聊得很投机。聊完后，张云逸就直接把这个年轻人给“扩红”了，让他参了军。这小伙子后来一直跟着队伍走到了陕北，建国后还当上了南海舰队的副司令。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名字就叫黄忠诚——黄忠诚，人如其名，真忠诚。
仗打得不太顺利，毛泽东就提议先停战。但停战后怎么办呢？该往哪儿撤？毛泽东分析说，现在东边、南边、北边敌人都在逼近，只有西边敌人比较少。那咱们就往西边撤，渡过赤水河！这就是说的“一渡赤水河”。咱们先过河，再找新的机会——当时下的命令也是说要“找新的机会”。
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的决策，是在土城那里拍板的。那时候，他们简单开了个碰头会，也没啥正式的会议记录。就是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周恩来这些政治局的大佬们，聚在一起开了个短会，这次还没闹啥意见——往常这种关头，他们老是要争论一番。会议很快就决定了撤退，然后大家分了分工，各自盯着自己的部队，把那些像X光机、重机枪、山炮之类的重型装备，该拆的拆，该丢的丢，直接扔进了赤水河——后来川军进了土城，还捞起了一门没瞄准镜也没炮闩的山炮，就以为红军是慌慌张张逃跑的。其实那是我们故意丢下的，因为炮弹都打光了，带着也是累赘，只能扔掉。要说慌张嘛，也算有那么点意思，确实是挺急促的。
之后，中央红军就渡过了赤水河往西走，过了赤水河，他们就开始朝着西边转移了。
二过赤水河与桐梓、遵义大胜利在战略转移的征途中，红军再次巧妙地穿越了赤水河，完成了第二次渡江行动。这一次的行动，不仅展现了红军的高超战术，更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紧接着，红军在桐梓和遵义地区发起了迅猛的攻势。凭借着出色的指挥和战士们的英勇奋战，他们成功地击败了敌军，取得了桐梓、遵义的大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也进一步动摇了敌人的防线。整个过程中，红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和坚定的信念。他们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精神。而桐梓、遵义的大胜利，更是成为了红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西渡赤水河到底是为了啥？到底想干啥呢？由于当时会议没记下啥东西，所以现在也没有个确切的说法。但大家都有个一致的想法：原本我们是打算在这儿直接过长江往北去，但没能成功，那就换个地儿再试试。大概的想法是这样的：过了赤水河往西走，到叙永、古宋、兴文这些地方瞧瞧，到了那儿，还能在宜宾和泸州中间，靠近宜宾那块儿，找个渡口过长江继续往北。
那时候的想法挺简单：要是这儿行不通，那咱们就换到别的地方去达成目标。
那时候，中央红军分成了三队，一路往西边撤。其中一队是红一军团的主力，他们包围了叙永县城，打算攻下来，然后再一路打到长江边。但这事儿很快就被刘湘知道了，他在电报里说，“共军打算从叙永、古宋那边打过来”——古宋县是以前的一个地方，后来就没了，地盘被分到了古蔺和兴文。
中央红军那时候主要就是打的这个算盘。
最终叙永县城没能攻下，原因是川军已经在那里驻扎了一个团，并且还有好几团兵力正朝那边靠拢。军委二局也截到了刘湘的电文，所以决定继续往西边挪窝。那为啥要选择继续往西呢？这也不难琢磨，既然在这儿过不了长江，那咱们就去占横江——金沙江和赤水河中间还有条江，叫横江，离宜宾挺近。占了横江后，再在昭通、鲁甸、大关那片找个好地方强渡金沙江。比如说，以前云南巧家县有个渡口叫米粮坝，现在就是巧家县城，石达开的太平军就是在那儿渡的金沙江。
那时候，林彪带着红一军团溜得飞快，一马当先。川军那边，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红军的打算。蒋介石这家伙也不笨，他时刻提防着金沙江这一招！他老早就琢磨，共产党要是过不了长江，在黔北也待不下去，那肯定会想办法过金沙江。所以，他赶紧给金沙江那边拉响了警报，让川军一边跟着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平行追击，在北边咬住不放，一边又派兵跟滇军联手，在横江那块儿给中央红军设了个路障。同时，他还催着云南的军阀龙云，让他在中央红军南边施加压力。龙云一听，立马派了三个旅的滇军过来，让他们在川滇黔交界那块儿，拦住中央红军的去路。这三个旅的滇军，战斗力可不是盖的，装备都是法国货——那时候军阀们的军火来源五花八门，龙云的后台老板就是法国。这三个旅的滇军，机枪多得是，一个连就能配上三挺哈奇凯斯机枪，这火力配置，连不少中央军都比不上。
乌江北边的中央军，调动了周浑元纵队的两三个师，他们跨过赤水河，在中央红军的南边一路紧跟着追。王家烈的黔军呢，就在中央红军身后头，专门负责拦住后面的追兵。
蒋介石打算在川滇黔三界交汇那块地方，就是威信那一带，把中央红军给团团围住，一举消灭掉。
中央红军在往西边走的时候，就觉察到局势挺棘手：川军咬得特别紧，他们不光派了两个旅在前面横江挡道，还有三个旅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紧追不舍；中央军也从赤水河南边追了上来。所以，中央就在那个“石厢子会议”，也就是大家说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反复商量该怎么办。在从四川石坝乡到威信的那几天路上，中央一直在开会琢磨这事儿。
为啥老得“一直”开会琢磨呢！说白了，“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场边走边开的会，从四川叙永的石坝乡一路开到云南威信的大河滩。会上反复聊的就是：咱们接下来咋整？还跟敌人比拼速度，去争金沙江不？眼下前有拦截，后有追兵，大家都跟赛跑似的，那咱到底有多大胜算呢？
战争和体育比赛不一样，不是说你在跑步比赛里第一个冲线，就有裁判举个牌子告诉你你赢了，然后你就算累得趴地上，也没人能抢走你赢家的宝座。战争拼的是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越大，你就能越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也才能算真正的赢家。光靠近金沙江可不算赢，得靠抢来的“时间差”顺利渡过金沙江，那才算得上是既赢分又得利的胜利者！没有裁判会给你举牌子计分，你得自己搞定目标，然后向对手展示你的胜利！
“鸡鸣三省”会议上，大家首先拿定主意：要是继续跟敌人在前面堵、两边追的情况下赛跑，咱肯定捞不着好处，赢面也小。那咱不如换个方向，奔云南的镇雄去，穿过镇雄再溜进黔西，这样就能甩掉敌人的尾巴，直接打到他们屁股后面去。镇雄就在威信南边，一过镇雄，咱就能直捣黔西。
但这个决定才定下来，隔天就被改掉了。
咋回事呢？第二天一早，咱们就收到消息，说滇军的孙渡纵队从镇雄那边开过来了，他们跟一直追着中央红军右边的川军一合计，把中央红军给包抄起来了。
这时候，毛泽东给出了一个新点子，就是这个点子，让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
毛泽东提议：“咱们来个出其不意，再次横渡赤水，把遵义夺回来。”眼下，咱们两边都有敌军包抄，前面还有敌军挡道，他们个个都使足了劲儿，以为咱们会直奔西边去抢横江、金沙江呢！这不，后方正空着呢，就剩个王家烈在那守着。咱就借着他们这心思，突然来个急转弯，调转马头，直捣黔北！”
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1935年2月10号，中共中央下了命令：赶紧掉头，再次渡过赤水河，得赶紧占领遵义。
我觉得，这个决定就像是中央红军在那时候打仗时，从被人追着跑到了开始主动出击的一个转折点！这局势立马就灵动起来了！就像是在踢球，我本来正带着球直冲球门，对方都在前面拦着，两边也堵得死死的，结果我突然掉头，往另一个方向带球跑，先让他们愣一愣，然后我再瞅准机会……
2月11号那天，中央红军告别了威信，按原路往回走，直奔赤水河的西岸，打算从那边过河到东边去。
这就是第二次横渡赤水的行动。为啥要选择往东渡呢？我们得到的情报显示，黔北那边只有王家烈的队伍，这家伙比较弱，咱们正好可以挑软柿子捏！现在的情况是，川军和滇军都在前面堵我们，侧面也在追，中央军的周辉元纵队和吴奇伟纵队也正从乌江南岸赶过来，想要包抄我们。他们全都把劲儿使在川滇黔交界那地方了，咱们正好趁他们没空档，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没错，那时候川滇两地的敌军都还做着在威信那一带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的白日梦呢。蒋介石觉得自己这次计划得天衣无缝，整天催着各路部队往威信那边赶，想来个包围。结果一直到2月14号，中央红军都快摸到赤水河边上了，国民党那边才有人恍然大悟：“共军”这是杀了个回马枪啊！
2月14号那天，刘湘手下的大将潘文华急匆匆地来报告，说红军已经往东边去了。你记得吧，他前几天还信誓旦旦地跟蒋介石和刘湘保证，“四川境内已经没有红军的影子了”，这话音儿还没消停呢！他一听红军有新动向，下意识地就想刹车，想掉头回去看看。可等他真的转过头来时，红军早就已经渡过赤水河，走远了！
这次啊，自从中央红军一渡过赤水，头一回硬生生从敌人那挣来了个主动权，就是那三四天的时间差。也是第一次比敌人还早一步看出门道来，捞到了一个金贵的机会，得好好把握住。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立马奔向桐梓。桐梓这地儿，以前叫夜郎国，就是那个“蚂蚁爬槐树自称大王”的故事发生地，现在高速路边儿的标语上还写着“打造新夜郎”呢。桐梓在以前可是川黔路上的重要关卡（现在变成了川渝公路的关键点）。红军拿下桐梓，那叫一个顺利，基本上没咋打仗，轻轻松松就拿下了。
占领桐梓后，红军立刻朝着娄山关进发，打算攻下遵义。
这时候，川军和滇军还在川滇黔交界处的威信那儿闹别扭呢。他们为啥闹别扭？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大家都觉得这块川黔滇交界的地盘各有各的说法。滇军觉得这是他们滇省的地盘，川军就别来凑热闹；川军呢，就说咱们这是在“剿共”，得团结一致，不分你我，你能来，我当然也能来……
就在他俩拌嘴那会儿，红军队伍已经悄悄摸到了赤水河的东岸，把桐梓给拿下了，现在正朝着娄山关猛攻过去。
中央红军在娄山关跟黔军干了一仗。这地方真险，就像个卡脖子的关键位置，地形特别难搞。红三军团在这儿打得挺费劲，就连平时不敢玩刀子的黔军，这次也跟他们拼上了刺刀，从下午一直打到天黑，才好不容易攻下了这个关口。就在那会儿，毛泽东心里有感而发，写了一首特别棒的词叫《忆秦娥·娄山关》。词里头那句“险峻的雄关就像铁打的一样难攻，但现在我们要重新开始，大步向前冲”，说的就是娄山关。娄山关其实不算特别高，就一千多米，但它确实是黔北的一个重要门户。把这个要地一拿下，遵义城就近在咫尺了。
攻下娄山关紧接着，中央红军没喘一口气，立马就朝着遵义疾驰而去。
从敌人那儿好不容易争来的这三到四天时间，可得好好把握和利用，得想办法把它扩大：得赶紧行动，在从乌江赶来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之前，先把遵义给拿下，不然的话，这点儿宝贵时间可能眨眼就没了，主动权就得落到别人手里了。
说到底，对方的实力明显比我们强很多。
拿下遵义挺顺利的，一攻下娄山关，王家烈的军队就像是被吓破了胆的鸟儿。红军一到城门口，城里头就已经乱糟糟的了，红军进城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很快就插上了红旗。这一切，刚好赶在国军吴奇伟纵队抵达遵义之前好几个小时。
中央红军率先攻占了遵义，随后立刻调整策略，从进攻转为防守，打算给中央军来个措手不及。
吴奇伟带领的中央军，之前在中央苏区跟红军主力有过交锋，他心里清楚，“朱毛”这股力量可不是好惹的，一不留神就可能栽进去再也出不来了。因此，他行事格外谨慎。当他带着第九十三师唐云山手下的一部分人马到达遵义城南的忠庄铺后，对王家烈急匆匆赶来让他“马上攻打遵义”的请求置之不理，而是先派人去遵义城里探探虚实。派出去的人到遵义城下一看，城头上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吓得赶紧跑回来跟吴奇伟汇报。吴奇伟一听，更加不敢贸然行动了。
吴奇伟就在忠庄铺那儿候着，等着他的部队赶上来，好一块儿集合完毕。
28号一大早，吴奇伟手下的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那一队人马就到了忠庄铺。这下，吴奇伟心里头有底了，胆子也大了起来，决定直接攻打遵义。红三军团就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和红花岗那边，跟韩汉英的队伍硬碰硬，打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刘湘也不甘示弱，派飞机来帮忙，红军的阵地被炸得跟火山爆发似的。老鸦山那块地方，红军还丢了一阵子，幸好彭德怀眼疾手快，马上让军委干部团冲上去，又把老鸦山给抢回来了。
这时候，林彪带着红一军团的主力部队，从遵义的南门悄悄地溜了出去，他们绕到忠庄铺那边，对吴奇伟的纵队来了个突然袭击，直接攻打敌人的大本营。这一打，吴奇伟的部队立刻就乱了套。与此同时，军委二局也向军委报告了敌情，说欧震和周浑元这两股敌人，十天内肯定没法来增援。朱德总司令一听，立马告诉各个部队，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打，不用担心，一定要抓住吴奇伟。
这会儿，欧震的第九十师还留在乌江南边没动，周浑元纵队那边的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在毕节那儿来了个“紧急掉头”，正往回调呢。而刚跨过乌江的第十三师，万耀煌带着的那部分，也被打发去仁怀，想拦住往赤水东边去的中央红军——结果慢了一步，啥也没捞着。这些部队啊，都帮不上吴奇伟的忙。
吴奇伟实在没办法，只能选择撤退，说白了就是逃跑。他去问薛岳，薛岳说：“你要撤也行，但不能越过乌江。”吴奇伟一听，赶紧下令撤退，可他却忘了告诉在遵义城下跟红三军团死磕的韩汉英。他之前给韩汉英的命令是继续跟红军硬拼，等后续部队上来再扭转局面。结果韩汉英这个老实人，死守着命令不放，结果后路被断了，差点被红军全歼。
吴奇伟领着第九十三师唐云山剩下的人马，一跑起来就没法停下，队伍彻底乱了套。跑到刀靶水那地方，连汽车都给弄丢了。北伐时的大将吴奇伟，直接坐在地上就开哭，喊着：“这下我算是完蛋了，只能死在这儿了。”旁边的人赶紧把他扶起来，继续往前奔。费了好大劲，才从之前搭好的乌江浮桥那儿渡过了江。
但当队伍冲到乌江边时，根本停不下来，大伙儿一股脑儿往浮桥上冲，那浮桥哪受得了这重量，摇摇晃晃的，最后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桥上那一千多号官兵，全掉进了江里……
吴奇伟有个外号叫“吴阿婆”，因为他对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可当他亲眼看到这悲惨的一幕时，忍不住用手遮住了脸，心里难受得根本看不下去。
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取得的首场也是唯一一场大胜利，就是桐遵大战。这场仗，把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给打残了，一个差不多全军覆没，另一个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当年威风凛凛的“北伐铁军”，被红军追得东奔西逃，跟赶鸭子似的。
这就是二渡赤水的行动，咱们硬是从敌军手里抢出了三到四天的时间优势，并且把这段时间用到了极致，最终赢得了大战的胜利。
这一来，大家的斗志立马就被点燃了：那时候，咱们收缴了三千多杆枪，还有好几十挺轻重机枪，外加一堆军用物资和粮食。中共中央一看这情况，就琢磨着得调整下北渡长江的计划了：看那架势，北渡长江咱是实现不了了，那咋办？干脆，咱就在这地界儿扎根，机动灵活地打游击，建个川滇黔根据地。当时喊出的口号响亮得很——“让川滇黔一片红”“让云贵川也染上红旗色”。所以，咱们打算趁热打铁，再在这儿打个漂亮仗，然后就把根据地建起来——北渡长江的事儿先放一放，根据实际情形，咱就在这地方安营扎寨了。
接着就琢磨上了：得找谁动手呢？
在长干之地来回踱步，又三次渡过那赤水河。
第一个方案是攻击周浑元的纵队。那时候，周浑元的部队正好在茅台镇周围晃悠。要是能把他们那几个师的兵力给解决了，那在这儿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就很有可能成真。当时咱们就是打的这个算盘。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中央红军先让红九军团摆出一副要往乌江东边去的样子，装出要渡过乌江去湘西跟贺龙、肖克汇合的架势。
蒋介石心里头直犯嘀咕，怕中央红军往东跑跟贺龙、肖克会合，所以他赶紧让周纵队和吴纵队的剩下人马一块儿往东追红军。中央红军那边儿，一打听到敌人这打算，立马就打算在长干山、枫香坝那块儿，摆好架势等着周浑元纵队自投罗网。啥都安排妥当了，战士们也开始往埋伏的地方动了。再说这情报，也是蒋介石死命令周纵队必须往东追的。看起来，这场仗就像是瓮中捉鳖，稳操胜券了。
最后这事还是没能成。
为啥会失败呢？主要是蒋介石手里有红军没搞到的玩意儿！
到底是啥玩意儿突然冒出来了呢？
——空中侦查。在空中进行侦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航空侦查。飞机飞到高空，从上面观察地面情况，就像是给大地拍了个“高空照”。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迅速捕捉到地面的各种动态，比如敌人的动向、地形地貌等等。航空侦查就像是给战场装上了“千里眼”，让指挥员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战况，从而做出更准确的决策。这种侦查手段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确实领先一步，他们有个挺厉害的杀手锏，就是空中侦察。蒋介石手头有飞机，飞机往上一飞，就能瞅见地面上看不见的情况。要是没了这空中侦察，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反应速度，那可就差中央红军一大截了。
航空侦查确实挺牛的，有时候它还真的发挥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蒋介石刚下令周浑元往东追赶红军没多久，航空侦察又给他传来新消息：说中央红军正在往枫香坝和长干山两边移动。蒋介石一听就急了，心里立马明白了红军的打算。他赶紧让周浑元别再往前冲了，就地转为防守。
这是蒋介石在四渡赤水整个战役里，给出得既迅速又精准的一条指令。
然后周浑元赶紧踩了刹车，往后退，一直退到了桑树湾、坛厂、中枢、茅台这些地方。中央红军白忙活了一场，没逮到他们。这都是航空侦察的功劳，也是蒋介石下的最对的一次命令！
要是没打着，那咱该咋办？中央决定开个会商量一下。到底该咋办呢？那时候有人出了个主意：既然周浑元难打，那咱们就转去打王家烈，王家烈手下差不多一个师的兵力正驻扎在打鼓新场，也就是现在的金沙县城。黔军战斗力不行，就像“纸老虎”一样。这个主意是林彪和聂荣臻想出来的：咱们就去王家烈那儿捞点油水吧。
他们琢磨出一个方案，就是让“红一军团和三军团联手突袭打鼓新场”，这主意挺大胆的：打算三天内一路往西，直扑打鼓新场。为啥说大胆呢？因为在乌江战役前的猴场会议上，已经撤了李德他们那个三人小组的指挥权。现在新中央怎么指挥打仗，还没个准儿。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他是个挺正派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军事指挥这块儿不太在行。他觉得得大家商量着来，得广泛发扬民主。所以，他就召集了二十多号人来开会，这些人都是军师级别的干部，而且刚打下了桐遵，士气正旺——胜了仗就容易小看敌人，吃了败仗就容易泄气，这都是人之常情。
那时候，大伙儿信心满满，心想咱们刚把吴奇伟那家伙给收拾了，现在对付王家烈还不是小菜一碟？因此，个个摩拳擦掌，都一副随时能上阵、说干就干的样子。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站出来唱反调，他就是新上任的前敌指挥部政委毛泽东。
毛泽东有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在战场上看得特别远。他给出的依据，简单来说，就是两大方面：
王家烈在打鼓新场那边已经呆了挺长时间，防御工事都弄得挺结实。要是咱们去攻打，估计得硬碰硬，而这恰恰不是咱们的强项。再说了，还有个更要紧的事儿：虽说打鼓新场主要是王家烈的人在守着，但毕节和黔西那边还有滇军的部队呢。咱们往打鼓新场动的这几天，黔西的滇军估摸着也快到了。这样一来，咱们要打的敌人就不光是王家烈了。这事儿可大意不得，万一动起手来，咱们很容易就被动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打。
这个事情在会议上大家意见就不统一，争得不可开交。
接着就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显示，只有一票支持，而剩下的二十多票都是反对。
张闻天提议说，那就按少数服从多数，动手干吧。毛泽东一听，立刻回应道，要是这样的话，我作为前敌政委，这责任可担不起。张闻天一听，直接说，那你不想干就辞职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住处，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这事儿太大，不能就这么放着不管。于是大半夜的，他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商量对策了……
这时候，出现了挺有意思的一幕。
这时，二局那边传来了一份新解码的敌军电报。电报里的内容与毛泽东的猜想吻合：黔军正在撤退，滇军正往这边赶。总而言之，就是跟毛泽东之前预计的一样。
接着，毛泽东成功劝说了周恩来，让他没有发出“开战”的指令。
后来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了好久，现在两边的情况也慢慢被大家知道了。我翻了下蒋介石那几天的日记、电报，还有敌军那时候的布局情况。老蒋当时心里有个底：中央红军不是往东边找贺龙、肖克，就是往西边奔金沙江。要是他们从仁怀这边往西溜，那肯定就是冲着金沙江去的。
这事儿跟咱们以前想的可不一样：蒋介石一直盯着金沙江呢。不是说像后来有些文章写的那样，毛泽东把蒋介石给耍了，搞了一堆虚招子，最后蒋介石没反应过来，金沙江就被共产党给占了。事实不是那样的。共产党要是去抢金沙江，蒋介石心里头门儿清，他早就料到共产党会这么干。所以蒋介石心里有个底：只要中央红军往西边走，那就是冲着金沙江去的。这样一来，不管是王家烈还是周浑元，都得从两边儿包抄——周浑元从三元洞、鲁班场那边，王家烈从打鼓新场那边，两边儿一块儿夹击红军。还有刚过了江的吴奇伟的残兵败将，从红军后面追击，再加上毕节、黔西那边的滇军，从前面堵截。就算不能把共产党给灭了，也得让他们死了抢金沙江这条心。
蒋介石那时候心里盘算的就是这个计划。
过了好些年，当我们再次打开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回看毛泽东当时的决策，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用兵简直是太厉害了！他看得真准：蒋介石那几天的举动，说白了就是那个目的！虽然他可能不清楚共产党接下来要干啥——比如说红军计划攻打鼓新场这事儿，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的安排，对红军来说却是相当危险！
因此，我们得感谢那时候没动手，那真是个明智的选择。
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后，中共中央做了个挺关键的调整：搞了个新的三人指挥小组，专门管军事上的事儿。这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他们被授权全权指挥战斗。不过啊，我觉得除了这三位，还有两位也在这个指挥中心里起着大作用。一个是朱德总司令，所有的命令都是以他老人家的大名发出去的。凭他的职位、指挥经验、资历和声望，在中央红军的指挥中心里，那绝对是核心人物。另一个就是刘伯承总参谋长，指挥中心的所有计划和行动安排，都得靠他去具体组织、调配和落实，这任务非他莫属。
这五个人，说白了就是遵义会议结束后，负责军事行动的新领导团队。
可要是不动手，又该怎么应对呢？如果不攻打打鼓新场，敌人的包围圈可就越来越紧了。郭勋祺的川军正马不停蹄地从遵义朝仁怀开进，吴奇伟纵队过了乌江，也直奔长干山区而来，这些敌军都在往这边靠拢。再加上，蒋介石还派来了两支新部队参战，上官云相第九军的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和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他们正从鄂豫皖苏区赶过来，正一个接一个地朝桐梓进发。还有，在黔东南镇远一带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也忙着往石阡赶，打算阻挡中央红军东渡乌江。
这简直就是给对手那边又加了两块重量级的筹码。
仁怀周边的中央红军要是啥都不做，那情况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说，那时候中央红军的处境真是挺棘手的，可以说是相当被动。
琢磨了好久，毛泽东他们最后想了个法子：攻打鲁班场，把周浑元给干掉。
这道命令下得斩钉截铁：“咱们野战军铁了心，明天十五号，一定要用尽所有力气，把鲁班场那帮敌人给灭了”，“目标就是当天，不留余地，务必全歼敌人”。
——话说得那叫一个果断！简直就是一副拼死也要赢的模样！所以，好多人都觉得那时候是真的铁了心要攻下鲁班场。说真的，那一仗确实是真刀真枪地干了！不过，毛泽东的心思可不止这么简单。这事儿后来还真闹出了不少争议！鲁班场那一仗没打赢，自然就有人开始琢磨“打不打”这事儿对不对了。毕竟仗打输了，那你毛泽东的指挥能力就得让人说道说道了。你自己不也承认那仗打输了吗。
说白了，咱们现在手头有资源，能把两边的黑盒子都给翻开瞅瞅。翻开来，好好瞅瞅，再琢磨琢磨，就能搞清楚：这场败仗啊，其实是非打不可，不打的话真不行。不打，咱们就得一直被牵着鼻子走。鲁班场这场仗，那是咱们故意要挑的，是非打不可的。那时候，中央一方面下令打鲁班场，另一方面呢，也在忙着派人去赤水河东岸摸摸地理民情，探探行军路线。这摆明了他们已经在琢磨怎么再次渡过赤水河，还打算利用赤水河从西往东再拐向北的弯儿，给敌人来个大调动。
那时候，赤水河北岸和西岸中间，四川的叙永、古蔺那块地方比较空旷，敌人没咋占领，算是块挺好的地儿。但你想过赤水河这事儿，根本瞒不住——敌人有飞机侦察呢。鲁班场离茅台那渡口，也就几十里地，你要是在这儿过河，鲁班场的周浑元部队、后头的吴奇伟纵队，还有正往仁怀赶的川军郭勋祺的队伍，都能在你过河前、过河时或者过河后，不是夹击你就是合击你。
在打算攻打鲁班场前，中革军委也通知了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咱们野战军的主要行动地方还是黔北，同时得守住赤水河上游，那里方便咱们转移。主要任务还是干掉薛岳兵团和王家烈的部队。”
留意：“中转关键节点”！
毛泽东他们拍板要打鲁班场，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动真格了！确实是要真刀真枪地干一场。不过，话说回来，关键之处并不全在于战场上的拼杀，真正的本事，还得看战场之外的准备和策略！
那这个话里头的深层意思到底是啥呢？
一、要更加确信蒋介石认为“匪军定会向西逃窜抢夺金沙”的想法。能攻下鲁班场那当然皆大欢喜，要是拿不下来，也能顺势掩护我们再次渡过赤水河的计划——那些因为打仗聚在一起的部队，能立马调转方向冲向茅台渡口，快速又轻松地过河。
二、过了河以后，咱们还能让蒋介石继续认为红军“肯定会往西边跑抢金沙”。中央红军原本是打算拿下鲁班场，然后一路往西。但要是没成功，被逼得过了河，那他还是会觉得咱们得隔条河继续往西，要么是去争长江，要么是去争金沙江。这样的话，中央红军就可以瞅准敌人的动作，再找个新机会灵活行动。
——薛岳按照蒋公的命令，搞了个计划，说是要在赤水河东边干掉“朱毛”那股匪军。这计划的第一条就是：要是匪军真的朝周纵队那边冲，那周纵队就把他们引到桑树湾那块地方，跟他们干一架，还得拖住他们，等其他纵队赶过来。（桑树湾嘛，就在鲁班场东南边，大概十几公里远）可对“朱毛”来说，这个计划就跟明摆着似的。而“朱毛”呢，正是瞅准了这个计划的漏洞去的！
这到底意味着啥呢？
所以，攻打鲁班场其实就是一场虚张声势的真刀真枪战斗！而这场战斗的真实目的，下面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必须下定决心，干掉鲁班场的敌人”。但是，对于能不能在一天内解决这个跟中央红军主力人数差不多的敌人，中革军委还是做了周全的准备。周浑元纵队有三个师，分别是第五师（谢溥福带领）、第九十六师（肖致平带领）和第十三师（万耀煌带领），特别是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兵力雄厚，一个师顶得上别人两个师。为了对抗他们，中革军委调集了一、三、五军团一起攻打鲁班场，两边投入的兵力其实不相上下。而红九军团呢，一边要拦住从长干山过来的吴奇伟纵队，一边在坛厂附近等着——这明显是在打别的算盘。
鲁班场那时候被十二个团的敌军给围了，咱们中央红军的兵力也差不多是这个数。敌人早就在那儿建好了防御工事，所以这一仗打得特别费劲，打了一整天都没能攻下来。红军这边伤亡了一千多号人，这损失跟土城那时候差不多了。
打到天黑时分，中央军委突然传来新指令：离开鲁班场战场，改道去茅台，准备过河！
那天晚上，红一军团的教导营攻下了茅台渡口，红九军团呢，则把中枢给占了。到了16号，中央红军的主力就开始过河，到了17号上午，全都成功渡过了河。那边周浑元一看红军突然间走了，心里头没底，不知道红军是真是假，就派了一队人马去追。结果，这队人马半路上就被红军给打回来了。
周浑元遵照蒋介石的安排，觉得红军打过来是想占道。蒋介石同样觉得，红军这是要占路往西边去。
这时候，红军突然间就撤走了，周浑元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咋整。他派出去的一小股部队，没走多远，估计连两里地都不到，就被人家给打回来了。这次撤退，红军那是早有准备，跟一个多月前土城那场手忙脚乱的撤退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是趁着夜色，一晚上时间，不紧不慢地撤了出来，然后又轻轻松松地过了河。
我本来琢磨着，周浑元这回怎么着也算是露了一手，让红军吃了瘪，鲁班场算是保住了，怎么着蒋介石也得夸他两句吧？但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把周浑元一顿臭骂。说周浑元你就是个糊涂蛋，共军你怎么就没拦住？桑树湾、坛厂、仁怀，你怎么一个也没守住，反倒把人都撤到鲁班场了？其实周浑元心里头有数，他能拿出上级发给他的所有命令：你当时就是这么安排的，你让我咋办我就咋办了呗！
周浑元心里头直打鼓，他哪敢呐，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委员长，委座大人啊！
蒋介石在四渡赤水那会儿，他发的电报里，基本都是一顿臭骂。他说自己那是神机妙算，别人呢，就是笨得跟啥似的。说白了，就是夸自己聪明绝顶，贬别人笨得跟猪一样。
中央红军这回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跟第二次一样，又一次成功甩掉了敌人的追赶。而且不仅如此，这次行动还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扭转局面的好机会，让他们能更有利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跟前两次不同的是，在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时，毛泽东他们已经开始打算利用赤水河那个大弯的地方了——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打算，准备来一场四渡赤水的大动作。
另外，他们打算绕个大弯去争抢金沙江，想要落实遵义会议第一个决定的想法，其实早就悄悄地在准备了。在那之前的两次渡江行动，还都只是被动应对，但这一次，完全是养精蓄锐，真的要开始大展拳脚，扭转局势，掌握主动权了。
附录：解析打鼓新场战役计划争论的电文要点这里我们对关于打鼓新场作战计划存在争议的几份电报进行深入剖析。电报中提到，对于打鼓新场的作战部署，各方意见存在明显分歧。有的主张采取积极攻势，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雷霆万钧之势击败敌人；而有的则倾向于稳扎稳打，先摸清敌人底细，再逐步推进。这些不同的声音，反映了指挥层对战场形势的不同判断和对作战策略的不同理解。积极派认为，打鼓新场地理位置重要，必须抢占先机，否则将错失良机；而谨慎派则担忧，敌人可能设有埋伏，贸然进攻恐遭不测。通过对电文的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争议并非毫无根据。各方都基于自己的情报分析和作战经验，提出了看似合理的作战方案。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终的决策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因此，对于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来评判。而应该深入分析每一份电报背后的逻辑和考量，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这场战役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为未来的作战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
一、1935年3月9号那天，薛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安排了“要在赤水河东边那块地方把红军给干掉”的计划。
薛岳计划在赤水河东边搞定中央红军薛岳琢磨着怎么在赤水河的东边地区把中央红军给收拾了。
（1935年3月9号那天）事情发生在1935年的3月9日，那天挺特别。
听说，那帮土匪的大部分人马还躲在遵城西边和鸭溪、枫香坝那块地方。他们打头阵的几百号人，一早就跟我们长干山警戒的部队交上火了，看起来像是想假装攻打长干山，其实打算往西边逃跑。
二、川军的郭师迅速抵达了桐梓，紧接着廖旅也从桐梓出发，打算第二天直奔娄山关，上官云相部也随后跟上。
三、根据上面的匪情报告以及委座在庚戌、佳巳时发来的电令要求，我们制定了以下的部署计划：
如果敌人真的向，就慢慢往遵义城推进，要是遵义城里没敌人，那就继续往鸭溪方向前进，还得跟我们的川军联系上。孙纵队就留在原地修工事等命令，之后进军新场以西的地区，瞅准时机给敌人来个腰斩。王纵队呢，除了留一部分兵力守着西安寨、新场这条线，主力也得瞅准时机打敌人的腰部，一定得跟周纵队配合好。
要是碰到假装攻击我们的周纵队敌人，那就得猜他们主力可能会顺着打草坝、五马口、毛坝场这条路逃跑。这时候，周纵队和王纵队得赶紧抓住机会，两面夹击。吴纵队一过乌江北岸，就得抄近路直追敌人。孙纵队呢，还是在新场西边那块地方拦截，务必要在赤水河东边把敌人给干掉。
3. 现在，周、王两个纵队和唐师的队伍正忙着搜集匪情，一有情况就会立刻上报。不过啊，各纵队的行进路线得提前侦察好。
4. 各纵队每天早晚都得向本部汇报一次行动情况。
---原文注释解读：这段文字主要是对原文中的某些部分进行说明和解释。它可能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术语或概念的具体含义，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其中，如果原文中有提到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注释会详细阐述这些事件或人物的背景信息，以便读者能够将这些内容放入更广阔的历史或文化语境中理解。此外，注释还可能对原文中的某些表述或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阐释或辨析，帮助读者更深入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和意图。在阅读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以理解或产生疑问的地方，不妨参考注释，它往往会提供关键的线索和答案。---
这份资料来源于《第六路军在赣南到湘南再到黔西地区追击剿灭朱毛部队的详细战斗报告》，是通过佳酉贵机电渠道发送的。
遵义这个地方，说的是贵州省以前的遵义县，现在已经升级成市了。
郭勋祺，大家都叫他老郭。
廖这个人，说的就是廖泽。
周，就是说周浑元这个人。
吴奇伟，咱们就叫他老吴吧。
[7]哎，说的这个欧啊，其实就是指的欧震。
梁华盛，大家通常都叫他梁。
唐云山，大家通常就叫他唐。
韩，就是说韩汉英这个人。
孙渡，大家通常都叫他老孙。
12号说的这个“王”，指的就是王家烈。
二、中央红军好几次想引诱并消灭周浑元部队，但都没成功。后来，林彪和聂荣臻就提议，咱们干脆直接突袭打鼓新场的黔军。
3月10号半夜1点多，红一军团的头儿林彪和政治大管家聂荣臻给出了这样的点子：
林彪和聂荣臻提出了向打鼓新场推进的意见。
（1935年3月10日凌晨1点那会儿）
十万火急：这事儿真的挺着急的。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你得明白，这事儿的重要性，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就像火烧眉毛一样，咱们得马上想办法解决。别磨蹭，也别犹豫，时间不等人。得拿出十二分的干劲，全力以赴去应对。我知道你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忙，但这事儿真的不能拖。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把问题给解决了。这样大家才能安心，事情也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所以，别等了，赶紧动手吧！这事儿真的挺急的，咱们得快点行动起来。
朱总：咱们聊聊吧。您知道，我一直都很敬重您。虽说换了个称呼，但心意没变。咱们的话题还是那些重要的事儿，关于工作、关于团队，都等着您来拿主意呢。您总是那么有远见，咱们都盼着听听您的想法，好一起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时间宝贵，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对于现在的行动方案，我觉得野战军应该往打鼓新场和三重堰那边推进，把西安寨、新场还有三重堰的敌人给收拾了。具体操作是这样：
1. 让三军团的两个团从安底和儿母洞出发，朝着三重堰的方向快速前进，争取三天内到达，拦住三重堰到西安寨那片地方敌军往黔西逃跑的路。
2. 明天，三军团剩下的两个团和一军团的两个团要联手干掉西安寨的敌人。一军团的两个团会走洪关坝那条路，中午一点到泮水，拦住西安寨敌人往新场逃跑的路。三军团的两个团则经过波罗海去西安寨，两点就能到（西安寨离泮水就十五里地）。到了十一号，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四个团都得赶到打鼓新场。
3. 一军团的主力四个团，在十一号那天，走过了永安寺、无马口、岩孔这些地方，最后抵达了打鼓新场周边并发起攻击。而干部团呢，计划在第二天假装攻打周敌那边。
4. 第五军团将作为总的后备力量，明天就从现在的地方动身，往打鼓新场那边赶，要求在十一号之前必须到。
5. 九军团的任务还是老样子。
林宸
每隔十天才会碰到一次。
在张闻天主持的战术讨论会上，大家都举手赞成那个提议，唯独毛泽东持不同意见。毛泽东觉得，黔军在打鼓新场那边已经待了好久，防御工事都做得很完善了，红军要是硬攻，可不是强项。再说，咱们要是突袭打鼓新场，那儿的黔军说不定几天内就能得到大定，也就是现在的大方，还有黔西的滇军来帮忙。到时候，咱们深入到打鼓新场那边，可就危险了，黔军、滇军，再加上中央军的周、吴纵队，一起来围攻咱们，那不是自投罗网嘛。
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反对看法没被大家采纳，最后大家决定听从林、聂的方案，决定攻打打鼓新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刻去找周恩来商量，他说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先别急着发，得再好好琢磨琢磨。周恩来听了觉得很对，于是命令就先搁置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还收到了军委二局解密的敌人电报，电报里的内容正好证实了毛泽东之前的分析。
这份敌军电报是薛岳最近才发出的作战安排。
10号早上7点半，中央军委把敌人电报的内容告诉了各个部队。
野战司令部关于遵义敌情及我方兵力安排的通知（摘要）野战司令部最近对遵义的敌情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我军的部署做了具体规划。根据最新情报，敌军在遵义地区的动向已明确。他们正加强防线，试图阻止我军前进。面对这样的局势，司令部迅速作出反应，调整了我军的作战策略。目前，我军已做好充分准备，各部队正按计划向指定位置集结。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地形优势，对敌军实施有效打击。同时，为确保行动顺利，各部队之间将保持紧密联系，协同作战。此次部署中，特别强调了情报收集和作战指挥的重要性。司令部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密切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此外，还强调了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部队在战斗中能得到充分的物资支持。总的来说，野战司令部对遵义的敌情和我军的部署都做了周密安排。我们相信，在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1935年3月10号早上7点半）
薛敌九日说，咱们的大队伍还在遵义城西边那块地方，看着像是要攻打长干山，其实是想往西边去。所以，他们敌人做了这样的安排：
要是我真跟周敌干上了，那周敌可能会想办法把我引到桑树湾那块地方，打算跟我们来场硬仗，然后拖住我，等其他部队都到了再说。吴纵队从十号起就开始调兵遣将了，十号那天，欧师的部队开到了大渡口那边，还有懒板凳、刀靶水这些地方，一部分跟着纵队往前冲，韩师则守着黄沙渡、六广渡、鸭池河。剩下的部队十一号在刀靶水、大渡口那边集结待命，然后一步步往遵城那边靠。要是遵城没咱的部队，那就先奔鸭溪去，跟川军联系上。孙纵队就在原地挖战壕、建工事，等着命令，瞅准时机就往新场西边那块地方穿插，再冲我们来。
如果那是我军的佯攻部队，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主力部队会同时沿着打草坝、马口、毛坝场这条路逃跑。这时候，周纵队和吴纵队得赶紧抓住机会，从两边夹击。吴纵队得快速穿过乌江北岸，抄近路追上我们。孙纵队呢，还是得在新场西边那块地方猛攻，务必在赤水河东边把敌人给干掉。
三、杨师的三个团在八号那天已经搬到了三里堡，就是为了拦住我们从臻母洞往西边跑。
四号那天，潘佐旅的人在桐梓开始建防御工事。
林、聂的计划正好撞上了蒋介石和薛岳9号安排的第二条策略上：军委的干部团假装攻打周浑元，而一、三军团的主力则快速突袭打鼓新场。老蒋和薛岳虽然不知道林、聂这个点子是想干嘛，但这点子却刚好跟他们认为“匪军必定往西逃”的猜想，还有他们安排的各路围攻计划对上号了——毛泽东说这是个圈套，还真没说错。
二局解出来的那份电报，真的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明效果。
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出指示，说“别去打鼓新场进攻”。
3月10号那天，中央军委又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不攻打打鼓新场了。
朱德下令，咱们军队别去打新场。
（1935年3月11日凌晨1点半）那个时候，时间是1935年的3月11日，钟表指向了凌晨1点30分。
林、聂、彭、杨这几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说起来，林那个家伙，真的是有本事，干啥都行，让人不得不服。聂呢，也是个厉害角色，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彭这个人，性格豪爽，为人仗义，大家都喜欢跟他打交道。还有杨，聪明绝顶，点子多，总是能想出好办法解决问题。他们四个，各有各的本事，各有各的风格，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很有实力。在一块儿，那绝对是强强联合，无人能敌。不管干啥，只要他们联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总之，林、聂、彭、杨，这四个名字，那就是实力的代名词。
根据最近两天的消息，犹太人的部队已经从西安寨撤到了泮水，要是碰到我们的大部队，他们还会继续退到新场。滇军的鲁部已经到了黔西，预计在十二号能到达新场，安部和龚部也会随后赶到。这样一来，我们主力进攻新场的机会已经没了。因为我们得等到十二号才能到新场，到时候不光会被黔军和滇军盯上，周军和川军也会从我们的侧翼和背后冒出来，到时候转移就更难了。所以，军委在昨天十号晚上九点下了命令，让我们往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那边集结，好找新的机会，大家得按照这个来行动。
朱这个人啊，真的挺有故事的。他做事向来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按常理出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他总是能想出些新奇的点子，让人眼前一亮。就说工作上吧，朱总是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然后雷厉风行地解决掉。他不怕困难，遇到难题总是迎难而上，这种魄力真的让人佩服。而且，他还特别会带团队，能让手下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整个团队都活力满满。生活中呢，朱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喜欢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心。跟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也感染了不少人，让大家都愿意跟他交朋友。总的来说，朱就是这样一个有能力、有魄力、又有趣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敢于尝试、敢于创新，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11号的1点30分，有件事情得提一下。
四过赤水河，玩的就是虚晃一枪再突击。那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咱们采取了特别灵活的战术。说起来就是，先假装往东边打，让敌人以为咱们要往那边突围，结果咱们却突然掉头，往西边猛冲。这一招，咱们在赤水河边上，来来回回用了四次，敌人被耍得团团转。头一回，咱们往东边一摆架势，敌人立马就跟了上来，结果咱们脚底一抹油，往西边溜之大吉。敌人一看上当了，急忙调转马头追，可哪儿还追得上啊。没过几天，咱们又故技重施，东边放放烟幕弹，西边却悄悄摸了过去。敌人这次学精了，东边西边都加强了防守，可咱们根本没想硬碰硬，又从另一个方向溜走了。就这样，四过赤水河，每次都用这招声东击西，把敌人耍得晕头转向。最后，咱们成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继续踏上了前进的道路。
咱们再来聊聊三渡赤水的真正目的。
我琢磨了三渡赤水的目的，觉得主要是这俩。头一个，那时候赤水河东边和南边敌军正火急火燎地往这儿赶，想包咱们饺子。结果咱们突然越过赤水，为啥呢？主要是为了继续让蒋介石觉得“共军肯定往西跑”。这是蒋介石早有的想法。只要咱们往西边一动，他立马就会琢磨咱们是不是想去占金沙江。
红军在鲁班场跟敌人干了一仗，地点就在西赤水河南边。蒋介石琢磨着，红军这是想拔掉鲁班场这颗钉子，然后一股脑儿往金沙江跑，穿过黔西，直奔云南那边。他就是这么认为的。红军渡过赤水河后，蒋介石心里还是犯嘀咕：共军在河南岸没抢到路，那他们跑到河北那片相对空荡的地方，是不是还想着“往西窜，抢金沙”那套？而毛泽东呢，就想让蒋介石的这个念头再深点，让他继续这么想：不管红军是在河南还是河北，只要往西走，那就是要“西窜抢金沙”。所以，一过茅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立马就派部队往西北那边假装进攻，摆出一副要打古蔺、叙永的样子——这也是演给一直想把战争推出省外的刘湘，还有那个紧跟在红军后面的郭勋祺看的。
毛泽东还有个挺关键的打算，就是想把一直在川滇黔边界晃悠的滇军主力给换个位置。说实话，他们早就看清了，守在川滇黔边上的滇军孙渡纵队，真是个不小的绊脚石。只要这家伙不挪窝，就一直挡在前头。滇军嘛，主要是守着云南地界，所以孙渡纵队那三个装备挺好的旅，就老在毕节那边转悠，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就是不肯往深了走——既不往四川里面钻，也不往贵州里面闯。怎么才能把这绊脚石给挪开，这事儿毛泽东可是一直挂在心上。
这次三过赤水河，毛泽东心里其实有个小算盘：他琢磨着让赤水河以南和以东的那些敌军，都跟在我们后头，一股脑儿地钻进赤水河北岸和西岸的四川地界。甭管你是中央军、滇军还是川军，一股脑儿都过去，全过去。赤水河这儿有个弯儿，茅台镇就在那弯儿上，赤水河在这儿从西往东一流，突然就变成了南往北。这可不是直愣愣的90度直角，而是个圆弧状的90度。这个弯儿，毛泽东说，那就是“战略转折点”，咱们能在这儿好好做篇大文章。
毛泽东的想法是，我到了那边后，你们最好也都跟过来。等你们都过来了，我就计划四渡赤水。那时候，他心里已经有了四渡的打算，决定从太平渡二郎滩那边往东渡过赤水，一下子就到赤水河的东岸去。东岸的路线，在打鲁班场的时候就已经探查好了。中央红军一到东岸往南走，就能绕到那些还在赤水河北岸的敌军背后。那些还没过河的敌军，不管是川军、黔军、滇军还是中央军，不管你们是在准备过河还是正在过河，都得成了我的囊中之物。那时候，中革军委的想法可不是急着逃跑，而是要绕到敌人背后，打那些还没过河的后勤部队。这应该是他们当时的首要打算。那这个打算最后成功了没呢？
这个目的嘛，可以说是实现了一部分。
一部分行动说的是，川军紧跟着中央红军的脚步也过河了。为啥川军这么上心呢？原来啊，中央红军一踏进四川地界，刘湘就觉得：“共产党这是动我地盘儿上的奶酪了！”郭勋祺虽然被中央军甩在后面老远，比周浑元的纵队、吴奇伟的纵队都晚到仁怀，但他却是头一个渡过赤水河的。为啥？因为红军这次往西走，直接影响到了川军的利益。红军一到茅台那边，看起来就像是要打古蔺，郭勋祺一看这架势，立马就追过河去了。
中央红军大部队过河后，毛泽东特地吩咐说：“你们去瞧瞧，咱们之前搭的那些浮桥还在不？”二渡赤水后，中央有了新规定，凡是我们经过的地方，架的浮桥都不用拆了。虽然不拆浮桥对敌人也有好处，可能会让他们追得更快，但对我们来说也挺方便，转移时能快速过河。这事儿就像把双刃剑。因为党中央已经打算在这儿来回打仗了，所以命令不许破坏浮桥，还找了几户附近的百姓，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帮忙照看渡口，这样百姓们自己过河也方便。于是，就派了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去查看，结果渡口和浮桥都安然无恙。
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过完河后，就默默躲在赤水河的西岸，一直藏到3月21号那天。
为啥说三渡赤水的计划没全完成呢？
由于中央军没全过河，只是部分部队尝试了一下，但很快又撤了回来。滇军那边呢，干脆就没动，一直呆在赤水河南边晃悠。那几天，蒋介石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一边咬定“匪军肯定会往西跑”，另一边又嘀咕“匪军要是从茅台往西跑了，他们是会继续往南、往北，还是留一部分在东边呢”。周浑元那边，虽然有部队试着过河了，但一半又溜回来了。滇军的孙渡挺狡猾，他们基本上就按兵不动。
结果就是这招没让滇军动起来，反倒是把川军给搅动了。中央军也稍微动了动，但就是没全动起来。
所以说，三渡赤水这一招，算是部分成功，部分没达到预期。毛主席原本心里最想要的结果没实现，但退而求其次的目标倒是达成了。至少呢，敌人的眼光全给吸引到赤水河的西边和北边去了，就是四川那古蔺、叙永那块地方。
过了没多少天，就到了3月21号，毛泽东他们瞅着时机成熟了，冷不丁又从太平渡和二郎滩那头，往东渡过赤水河。就在他们忙着四渡赤水那会儿，蒋介石从鄂豫皖那边调来的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正巧也在往桐梓、遵义的方向南移。裴昌会原本是想赶去增援遵义的，这样一来，红军和敌军其实就像两条平行线，一块儿往南奔，就差个几十里地。这两条平行线啊，谁也没瞅见谁。红军那边可能通过无线电侦查早有所察觉，但敌军那边还蒙在鼓里呢，所以说他们就这么一路朝南，各走各的道儿。
中央红军原本的计划是想跑到仁怀那边，从敌人背后偷袭他们一下。不管是中央军、川军还是滇军，打算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好扭转战局。但等红军真的绕到敌人背后时，却发现没法动手。因为那时候敌人的大部队还没完全过河，中央军和滇军又靠得挺近，一条线上，时机不对，所以最后也没打成。
可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四渡赤水的消息时，他心里头第一反应就是慌，生怕一个月前的桐遵大战会重来一遍，红军说不定又要攻打桐梓，顺势拿下遵义。他连忙给正从桐梓奔遵义的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下了道急令，让他们马上掉头，回桐梓守城去。接着，他又给刚从石阡过来的湘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发了话，说你们别动，就好好守着遵义。两支部队都得赶紧修碉堡、加固工事，都给我稳住了，别轻举妄动。
结果，这些新到的部队，全都从能灵活调动的机动部队，变成了只能原地守卫的守备部队，就像是从活蹦乱跳的士兵，变成了呆板的守卫。
结果，中央红军轻轻松松地就从遵仁那道封锁线穿了过来。为啥呢？因为川军早跑到茅台那边，过了赤水河，这道封锁线现在就跟没设一样，空荡荡的。本来我们还打算在这儿给敌人的后援部队来个突然袭击，结果一看，根本没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干脆直接往南过乌江，就像年初那会儿在茶山关、楠木渡那样。彭德怀想的是，过了乌江再回黔东南。但毛泽东他们想了想，觉得前半部分主意不错，咱们往南过乌江，但后面那回黔东南就算了。
——那时候，毛泽东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金沙江。
然后，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地从遵仁封锁线直奔南方，再次跨越乌江。记得第一次他们是自南向北攻打乌江，而这次方向相反，是从北向南。他们选了几个地方过江，比如梯子口、江口还有黄沙渡。成功渡过乌江后，中央红军头一件事就是往东边一拐，绕过了息峰，紧贴着清水江的西岸行进。
不是说好不去黔东南吗？那往清水江西边靠是想干啥呢？
这事儿很有门道：在四渡赤水那会儿，中央红军的每一步行动，毛泽东都安排得特别精细。
说起来，“随机应变”这事儿，一过乌江，要是打算溜之大吉，那就得麻溜点儿，直奔龙里，穿过龙里和贵阳之间的那条龙筑公路，然后立马掉头往西，奔着金沙江就去了——这是他们后来计划好的西进路线。但中央红军过了乌江，却立马往东靠，贴到了清水江西岸，摆出一副要过江跟贺龙、肖克汇合的架势。蒋介石一看这阵势，立马就把“匪军必定西逃抢金沙”的想法给改了，觉得“匪军必定东窜去找贺肖”。他马上给滇军孙渡发电报，让他赶紧过来；又给在乌江以北的中央军部队发电，让他们立刻赶回乌江南岸……
这就是中央红军为啥过了乌江后要往清水江那边靠的真正原因：虽说贵阳城里城外，还有龙里那块儿，蒋介石的手下没啥战斗力。但正往贵阳赶的那3旅滇军精兵，可是个大麻烦，他们随时能掉头往南，拦住“朱毛”往西的路。冲过龙筑线不是目的，只是个手段，毛泽东真正看上的，不是那几旅滇军，而是龙筑线西南那片没堡垒的大地方。想去那儿，就得想法子让好不容易引开的滇军再往东走，然后咱们突然加速，把他们甩到后头，这样再回头往西，前面就没啥像样的敌人挡路了……
毛泽东他们可真是费尽心思，原来打算来一场“大换位”啊！
南渡乌江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摆布”敌人！过了乌江，中央红军绕开息峰，离贵阳就只剩几十公里了，近在咫尺。红军还特意派了支队伍往那边靠，这一“摆布”，蒋介石可就慌了神。为啥呢？因为贵阳城里头，除了些宪兵团，就只有郭思演带着的两个新兵团。郭思演那部队，在薛岳的手下头算是最差劲的一个师，第九十九师。这九十九师啊，原本是中央苏区败下来的五十九师的残兵重组的，没啥战斗力，蒋介石对他们很不放心。
那时候，贵阳就剩这俩团了，别的部队都没了。滇军还在黔西那边晃悠呢，中央军大都龟缩在乌江北边，南边也就郭思演那点人马。这样一来，乌江南岸那叫一个空荡荡的，蒋介石心里头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要是中央红军这时候想进贵阳，那简直易如反掌，连口气都不用喘，抬腿就能踏进去。
中央红军突然往清水江那边一拐，嗖的一下就跑到了对岸，开始烧荒啥的，反正就是搞出好大动静，摆明了是要过清水江，然后去湘西找贺龙和萧克汇合。蒋介石这下可慌了神，又以为红军要往东边跑去找贺龙萧克了。他连忙叫何键派第二十三师的李云杰部队去拦，还发电报催滇军快点来帮忙“保驾”和追“逃跑的匪军”。
滇军的孙渡纵队这回可不敢大意，变得特别正经卖力。之前毛泽东两次调动滇军都没能如愿，但这次却成功了！滇军火急火燎，日夜赶路，从黔西、镇西卫那些地方狂奔而来，竟然还比预计时间早到了一天贵阳。滇军素有“铁脚滇军”的称号，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们的行军能力可是数一数二的。等滇军跑到贵阳边上时，红军还在清水江那边呢。蒋介石一听这消息，心里立马踏实了，直夸他们是“救驾之师”，能保他周全，立马赏了孙渡3万大洋——后来赏钱还没完，加起来好像总共有5万大洋呢。
接着，他吩咐孙渡，让他们立刻动身，“红军”眼看就要从清水江东边逃走了。
这样一来，蒋介石觉得“匪徒肯定会往东边跑”的想法就更肯定了。那时候，中央红军军委的二局电台其实整天整夜都在盯着敌人的动静，但也没啥铁定的消息，比如说没啥“猛料”公布出来，都得靠自己去琢磨。我呢，就是瞅瞅中央红军天天给各个纵队、兵团头头发的电报里头的“敌人情况报告”，看看今天有啥“新发现”之类的，这就是二局干的活儿。几天前的报告出来后，我们打算在清水江边干一仗，打谁呢？打欧震，打他的第九十师，也就是吴奇伟纵队里的欧震师，打算给他来个埋伏。政治动员令就说这场仗有多么多么关键，全体红军战士得怎么怎么干，反正就是各种动员。
不过，吴奇伟纵队之前吃过中央红军的亏，心里头慌得很，根本不敢轻易靠近。欧震那天露面后，只敢派出一个连队打头阵，可这连队没走多远，就被董振堂带领的五军团给摆平了，一百多号人和枪全都被缴了。中革军委见状，说咱们再等半天，看能不能打个伏击，结果又等了半天，愣是没等到机会下手。
但到了晚上，中央军委冷不丁地换了招数，把原本计划的伏击战策略给翻了个面，意思全变了：立马掉头往南，直穿龙筑公路！也就是说，清水江那边先放一放，咱们即刻改道，火速过公路。后来我查到，就在中央军委变招的那天前，蒋介石刚赏了大洋，孙渡手下的三个旅就有一个已经跑到猫场了，打算追着红军屁股后面跑。另一个呢，正在龙里磨刀霍霍，准备往贵定赶。还有一旅，原本是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军“从东往西溜”派到定番，也就是现在的惠水县城去堵路的。这旅的旅长叫龚顺壁。可蒋介石一门心思认定红军“必定往东会合贺肖”，结果自己把这张唯一的底牌给撤了，让龚顺壁他们也往贵定去了。那时候，蒋介石满脑子都是红军“必东窜”，不知不觉间，倒像是被毛泽东给牵着鼻子走了。
蒋介石把“防备匪军从东往西逃跑”的最后一张王牌给撤了，这事儿军委二局很快就给摸透了！中革军委见状，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之前在清水江那边磨蹭了好几天，其实就是在等蒋介石把所有宝都押在“匪军肯定往东跑”这个念头上。
没错，这种突变就像是把双刃剑，意味着部队得从一种状态猛地跳到完全相反的状态，肯定会带来一些混乱。但这个秘密你得死守，这场战斗里，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稍有松懈就会惹出大乱子。因此，在保密的前提下，部队里很多人和部门都不清楚具体情况，你突然下令从东边转向西边，肯定会有点手忙脚乱，但更多时候，大家还是能做到有条不紊的。
中央红军就在这眨眼功夫，嗖的一下冲过了龙筑公路，快得跟一夜之间发生的一样！那过了龙筑公路之后，对他们有啥好处呢？可能那时候好多红军战士也闹不清，其实就是：所有敌军都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了。原先敌军是前后左右包围追击，前面有人挡，后面有人追，全方位堵你。但现在呢，你左右两边都没敌军了，敌人全跑你后头去了，就连原本打算阻击你的滇军，也被你引出来甩在后头了。
这个动作啊，说白了就是四渡赤水结束后的一个大布局，给四渡赤水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标记！不过啊，这标记还不算彻底，事儿还没完呢。说到四渡赤水这个战略行动，到这里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前面那四渡赤水的威力，在这一刻全都显现出来了。这时候，那些敌人，滇军、川军、黔军、中央军，全都被红军远远地甩在了后头，这可是长征以来头一回啊。长征一开始，就是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两边还有包抄，现在呢，就只有后面的人在追了，连前面拦路的人都没了。
中央红军突破龙筑公路后，到了一个名叫青岩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和从贵阳追过来的中央军陈金城团干了一仗，文年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受的伤。打完这仗，中央红军就继续大步往西走，轻轻松松地过了北盘江，一下子就扎进了滇东地区！这一路走来，全都是没城墙没堡垒的地方，也没啥像样的敌人挡道，简直就是畅通无阻。
这种情况在长征路上前所未见，全都是因为四渡赤水，效果出奇的好，相当成功。敌人全被我们甩在后头了。这就是对四渡赤水的一个简短总结。再来说个大总结，那就是抢渡金沙江。所以呀，说四渡赤水时，一定得带上抢渡金沙江。毛主席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实现遵义会议定下的首要目标。要是长江过不去，咱就换金沙江，东边不亮西边亮，南边不行还有北边。长江走不通，咱就走金沙江，这儿过不去金沙江，咱就换条路过去。反正他就是一直在调动敌人，让自己从被动里脱身出来。
那时候，好多红军战士可能都没搞明白中革军委的那些打算，就连林彪、彭德怀这样的大领导也不一定清楚内情。因为他们没在中枢决策圈子里，不了解中央是怎么打算的，所以心里头多有不满，说什么宁愿绕远路也不走直线之类的。要是当时他们能明白这里头的弯弯绕绕——那时候情况紧急，也来不及细想，要是真明白了，估计也就不会抱怨了。就像刘伯承，他就没啥怨言，毕竟他在指挥中心，负责出谋划策。还有二局的同志们，他们翻译的电报肯定知道点啥，但保密制度严，不能往外说。
朝着云南的东部进发，我们急着要过金沙江。这次行动，就是要尽快穿越到滇东地区，而金沙江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一道难关。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抢渡金沙江，确保整个行程的顺利进行。这是一场考验我们决心和勇气的挑战，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四渡赤水、再渡金沙江后，红军就占据了特别有利的战略位置。这时候，红军的首要任务就是攻下定番县城，就是现在的惠水。攻下后，他们继续向西挺进，接着又接连攻占了黔西南的好几个县城。一路向西，红军渡过了北盘江，这次西渡北盘江时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碰到的几个保安团，不论是滇军的还是黔军的，都很快就被解决了。就这样，中央红军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插入了滇东地区。
从四月八号开始改变方向往西边走，没过几天，大概十几号的样子，就渡过了北盘江继续向西。到了四月二十三号或二十四号，红军已经抵达滇东地区了。这时候，哪怕是个笨蛋也能明白：红军是铁了心要过金沙江了。蒋介石自然也瞧出了这个苗头。但问题是，就算看明白了，他也只能干瞪眼看着红军过河，没办法阻拦。
那时候，红军到了滇东后，有个打算，就是想跟敌人来场大战。因为他们后面紧跟着滇军，红军原本计划收拾滇军的一个旅，连伏击的阵势都布置好了，打算在羊场营给滇军来个措手不及。可没想到，这伏击最终没搞成。为啥呢？滇军走到半道上突然变了方向。滇军里有个旅长叫安恩溥，他接到龙云的命令，就转头去陆良坐火车奔昆明，保护“龙主席”去了。这个安恩溥，后来还在共产党手下当过地区领导，他在老百姓中口碑挺好，那时候滇民都叫他“安青天”。不过，他跟共产党打仗时也是不含糊，下手挺狠。但跟这次打完之后，后面围剿红二、六军团时，他就没那么卖力了。等快解放时，他还参加了云南起义。当时，这个滇军旅跟红军跟得特别紧，红军五军团都打算在羊场营那儿给他们来个伏击，都把他们引到那儿了。可就在这时，龙云给安恩溥发了电报，让他别追了，赶紧回昆明。这是为啥呢？为啥让他回昆明？那时候，龙云觉得昆明太空虚了，手里没兵了。
这会儿，中央军的一部分队伍已经开进了云南，抵达了平彝，也就是现在说的富源。为啥改名呢？因为平彝这个名字有对少数民族不尊重的意思，所以解放后大家就给它换了个新名字，叫富源。龙云一看薛岳率领的中央军离昆明越来越近了，他心里就开始打小算盘了。他记得王家烈那个教训，王家烈在贵阳那时候，也是被人给“请”进去了，结果一进去，位置就被人给占了。原先王家烈在贵阳那是响当当的人物，跺跺脚整个城都得抖三抖。可中央军一到贵阳，王主席、王军长立马啥也不是了，想出城门，中央军的一个小排长都能拦住他，不让他走，这让他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龙云琢磨着，要是中央军也这么对我，我龙主席在昆明不就也寸步难行了？那可不成！
他觉得王家烈就是个教训，我可不能步他后尘，我得亲自守着我的地盘，不让任何人动它。所以，他告诉滇军的兄弟们，别再去追那些共匪了，都回来坐火车进昆明，帮我“护驾”。原本红五军团打算在羊场营那儿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可到了动手那天，安恩溥却人影都没了，红军也一头雾水，不知道咋回事，只好继续往前走了。
龙云那时候立刻把几支滇军部队，包括安恩溥的、刘振富的，还有鲁道源和龚顺壁的，一股脑儿全调到了昆明。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告诉蒋介石，你别想用对付王家烈那套方法来对付我，我这儿还有几个旅的自家子弟兵呢。另外，他也是摆明了态度：我这儿兵马充足，武器精良，别想动我的歪脑筋。
林彪那时候提了个主意，他先是一顿吐槽，然后说咱们不如直接过金沙江算了。他的想法是从平彝往南，抄近路去抢占金沙江。但中央的想法就更周全些：直接过去意图太露骨了。于是，中央让一军团的一支队伍跑到嵩明、杨林那边去转悠了一圈，假装要攻打昆明，活捉龙云，把龙云吓得不轻。结果呢，中央红军既没去动曲靖，也没碰沾益，而是绕道马龙、寻甸，最后到了禄劝，分三路大军，真的去抢渡金沙江了。
最左边的是第一军团，他们几乎承担了所有敌人的追击，一路奔向元谋，想要找到金沙江上真正的渡口。你们知道吗，金沙江上原来有个很有名的渡口，叫龙街渡口，滇军北伐的时候就是从那过的，那确实是个正宗的渡口。
还有一路是中央红军的中央纵队和三军团，他们负责去占领皎平渡和洪门渡口。
我现在都给那些渡口定了位，中央红军主力的三个渡口眼看就要被水淹了。乌东德电站建好后，白鹤滩电站一完工蓄水，红九军团的树桔渡口也得拜拜了，这些有历史意义的渡口就要消失了。我特意去拍了航拍视频和照片，把它们都记录下来了。这次实地勘察多亏了杨浪先生、张志跃先生还有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真的得好好谢谢他们。
蒋介石这时才恍然大悟，共产党是真的要夺取金沙江了，可他此刻已是束手无策！
中央红军抵达金沙江后，终于找到了船只，最后全体战士从皎平渡顺利过了河。这样一来，敌人的队伍被我们甩开了至少一周的路程。过了金沙江，就连一直对毛泽东有很大意见的李德也服了。他那本回忆录里，之前总是少不了骂毛泽东几句，但这次他却说了公道话。他说，我们这次用的军事策略挺高明，成功渡过了金沙江，在战略上赢得了大好局面——这话从一个对毛泽东一直有成见的人来说，可真不容易！过了金沙江，李德也承认，我们四渡赤水再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转移是成功的。不管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那些地方军阀，都被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这就是四渡赤水战略转移最精彩的地方！
这事儿后来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就拿林彪来说吧，一渡赤水时，他冲在最前头，心里想的还是给整个队伍探路，觉得咱们得赶紧跑到敌人前头去。可他没考虑到，战斗部队跑得快，但后头的中央纵队还有一大堆老弱病残，还有其他负责不同任务的部队，哪能像他那样飞奔呢？你跑得快，敌人也跟着提速，最后就把你逼到绝境了。再快也没用，主动权还是不在你这儿啊！
所以说，那时候他那套方法其实走不通，他就觉得中央的决定不对头。毕竟他那时候年轻，性子急，说话也直接。到了二渡赤水那会儿，毛泽东特意发电报让他来军委，好好给他上了一课。告诉他那样做是不行的！可能后来他也想通了。听说林彪建国后还嘀咕，为啥非得四渡赤水？一渡二渡不就完了嘛！他就是不明白，非得四渡才行！我还觉得不渡也挺好，但事实就是得渡，不是吗？你这么说就没道理了。
他后来在准备平彝战役时，心里头挺不痛快，抱怨为啥非得绕远路不走直线。他就不明白，有时候这弯路你还真就得走！所以，以后的研究者们得好好瞅瞅敌人的招数，看看他们是怎么布阵的，当时是怎么操作的。为啥中央决定绕远路，那都是有原因的。谁也不想多走路，包括他们自己，对吧？他们也不想绕弯路，但一看形势，只能这么办。后来，我根据敌人的电报给他还原了当时的情景，确实只能那么做。当时的领导心里有数，但不能往外说，这是绝密，不能泄露，得保密。所以说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以前说是巧渡，我觉得得改成抢渡——你得抢时间，得赶在敌人前头。抢在前头，红军就有了更大的机动性，掌握了主动权，行动起来就方便了。特别是过了金沙江以后，效果立马就显现了，这个优势还一直影响到了后面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些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掌握了主动权，敌人追兵赶不上，布防也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央红军跟游龙似的，来去自如。
中央红军在黄泥河一带进入滇东，一路往富源也就是平彝走。那时候，滇军紧紧跟在后面，追得不放松。红军的后卫部队五军团，每天到了下午，就得跟追上来的滇军前锋干上一仗，只有把滇军打退了，才能安稳扎营休息。红军每天天一亮就出发，滇军也是，到了下午准能追上。
林彪和聂荣臻给军委发了封电报，说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东川，其实就是想去巧家渡金沙江。军委收到电报后，啥也没说，就直接回了封电报告诉他们敌军的情况。林彪和聂荣臻一看，也就不吭声了。那时候红军正往西边走，但啥时候掉头往北去抢金沙江渡口，这个时机可得拿捏好。为啥？因为滇军在后面追得紧，红军一转，他们也跟着转。后来，就是安恩溥坐小火车那会儿，毛泽东也发了封电报，里头预估滇军啥时候能到昆明。为啥要预估这个？因为红军往西走，前面就是昆明，滇军也在南边使劲儿往西奔昆明，想支援昆明。这样一来，滇军和红军就差不多是平行着往前冲，滇军甚至还想超过红军。预估滇军啥时候到昆明，就是为了找准红军转向的时机。等滇军在南边快超过红军，快进昆明的时候，原本往昆明走的红军突然往北、西北方向一转，往元谋那边去了。这时候滇军要是再从昆明出来追红军，那就得先从西往昆明跑，再掉头往北，简直就是走了个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而红军呢，直接走了斜边！记得林总以前总抱怨红军老走弯路不走直线吗？这回可好，滇军走了个大弯，红军走了个大直线。就这么一下，红军就把滇军甩了一个多星期的路程！
过了金沙江，大家开了个会，林彪在那抱怨个不停，结果被毛泽东好一顿数落：“你这小子，啥都不懂。”听起来挺横的，但细想想也有他的道理，那时候哪有时间跟你细说呀。不是在那钻研军事理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你明白也得执行，不明白也得执行。至于军事理论研究嘛，还是得留给我们这些后来人来干，等我们把资料都收集齐了，再好好分析分析。
那时候，这个行动真的挺给力，把蒋介石给气得不轻。我现在说说他日记里咋写的，你就能感受到他有多生气了。他日记里是这样写的：“那些残匪反应快得吓人，而我们军队却慢得像蜗牛，这让我为民族的前途感到非常担忧。如果不能尽全力消灭这帮匪徒，国家和民族真就没救了。”“朱毛那帮人全都过了金沙江，而我们各部队却迟钝得要命，被他们耍得团团转，这真是我行军打仗以来最大的耻辱。”
最后就是一顿抱怨，接着就开始一个个地数落，说你们这不行那不行，真是白费了我一片心思。蒋介石在四渡赤水那会儿，桐遵大战胜利后，他啥都要自己管，自己上手，自己发号施令。他指挥到啥程度呢？连排级的部署他都要插手，这边放一个排，那边放一个，全得按他的意思来，谁也别想动。他的电报里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连班里怎么安排都说了，这儿放几个班，那儿放一个班，都有明确的指示！可他越是这样越坏事，就没一次成功的。他想好几次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威信那儿没成功，赤水河东也没成，清水江旁边又不行，北盘江以东还是没成，金沙江畔也是一场空……
说白了，啥也没干成。有人看他日记挺感动，我就觉得挺逗。你一个领导，说话老自相矛盾，后面说的跟前面说的对不上，再后面说的又跟之前说的撞了车，你这辈子就是被人不断打脸的过程，你的心理得多强大，脸皮得多厚，才能一直坚持啊？所以让我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人，那真是没法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毛主席用兵那叫一个神，真不是瞎说的。
权衡得失与重大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对得失进行权衡，这不仅关乎个人的利益，更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处理各种事务时，我们得仔细考虑每一个决策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这就叫得失检点。其实，得失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我们全面考虑，不只看眼前的利益，还得想想长远的影响。有时候，一个看似不错的决定，可能会在日后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反过来，有些暂时吃亏的事儿，说不定能带来长久的益处。为啥说得失检点有深远意义呢？因为它不仅仅影响我们个人，还可能牵涉到家人、朋友，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一个小决定，有时候能掀起大浪，改变很多事情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做决定时，咱们得多动动脑子，想想各种可能的结果，尽量做到得失兼顾，这样才能让生活更加顺遂，也让周围的人跟着受益。总的来说，权衡得失是个大学问，它关乎我们的智慧和远见。只有把得失检点做好了，我们才能做出更有意义的决定，让生活更加美好。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上，那简直不是一个档次。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对手较量，他从来没赢过毛泽东。他们俩真刀真枪地干起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没有一次是他占上风的，他占上风的时候都是毛泽东力量还不行，正在积攒实力的时候。但真正到了两个人面对面较量的时候，蒋介石可就没啥便宜可占了。就拿解放战争那会儿说，他们俩分别代表着两股势力，实力差距很明显。他们那边强，我们这边弱。但就是这么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把蒋介石给打败了。
在中央红军长征那会儿，咱们共产党虽然处于下风，老是被人追着打，但咱们愣是在不利局面里，找到了点主动权。特别是经历了四渡赤水、跨过金沙江这些关键战后，主动权彻底落到咱们手里了。
这场面，很多亲身经历的人当时可能都没完全搞懂。得等到后来那些研究军事、钻研历史的人，把两边的资料翻出来，一遍遍对照，才能看出指挥这场战争、掌控战局的那个人有多牛。咱们现在啊，都是动动键盘说说风凉话的人，没啥心理压力，反正又不死人又不流血，在模拟盘上、键盘上敲两下，心里头一点负担都没有。但那些当事人可不一样。说实话，他们承受着咱们现在难以想象的重担：周围环境的压迫，对手的猛烈攻击——敌人不停地打你，还有自己队伍里头的同志、战友，那怀疑的眼神，挑剔的态度——就像土城那一仗，打输了之后，有的人就开始嘀咕了：这仗打的，咱们打得不好，你上了也不见得行，一来就吃了败仗。
不过，真金不怕火炼，事儿成了才能见真章嘛。
土城那一仗确实没打赢，但算是开了个头，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开头，虽然开头不太顺利，但后面就顺畅多了。这真的是个很精彩的战例。那时候，中央红军开到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界，局势已经相当危急。第一次渡过赤水后，那段时间真是难熬，敌人有40万大军，东南西北几乎全给堵死了。蒋介石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用的都是老一套，他不清楚你会怎么行动时，就用覆盖战术，就是把所有可能的路线都封死。他调40万大军，把每个出口都给堵上，他有这个实力，他40万人，我们才3万人，他要把我们可能突围的每个方向都给堵死，用兵力优势封死我们的所有出路。
那时候，中央红军的情况真的挺悬，咱们现在根本没法完全体会到那种艰难。记得在石厢子开会后，决定让潘汉年和陈云分批去敌占区，重启城市工作。潘汉年的任务是去上海，把党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任务安排好后，陈云和张闻天还特意找潘汉年私下聊了聊。他们的大概意思就是，咱们现在路上颠沛流离的，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很不方便，说白了就是前途不确定，队伍随时可能散掉。所以，你回敌占区后，有两件事得做：一是得重新跟共产国际搭上线，咱们已经好久没联系了；二是得给中央留个退路。这个退路嘛，就是说，如果队伍真散了，中央得回城市，找个隐蔽的地方，像以前那样在亭子间里指挥革命。听说《潘汉年传》里还提到，中央甚至考虑过，实在不行就去南洋，去海外领导革命。这一步，真的太关键了，对中国革命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后来，潘汉年肩负双重任务，正式的和额外的，重返了上海和香港。1935年6月20号那天，他得知了中央红军跟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脚汇合的消息。这家伙门路广，消息渠道多得很，咋就那么快知道这事儿了？国民党那边都还不知道呢。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6月12号汇合的事儿，国民党18号才从前线部队那儿得知。而蒋介石这些大领导知晓的时候，潘汉年也早知道了——他们知道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
潘汉年得知情况后，立马给远东局的共产国际代表写了封信。信里提到，两位中央领导曾交代给他的那个任务，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他说这事儿得商量商量，但至于后来到底商量了没，具体是怎么商量的，他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打算把中共中央挪到城里，或是搬到南洋的那个方案，最终没成。为啥呢？因为没必要了嘛！所以，中共中央还是跟着队伍待在农村，继续在那儿领导中国革命。后来，咱们硬是把革命从农村搞到了城里，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要是仔细琢磨琢磨，假如当初毛泽东没带出这支队伍，万一队伍真的散了，那潘汉年、张闻天、陈云他们准备的后果可能就是，中央得重回城市，老一套工作方式又得捡起来，说不定还得跑到国外去。你想想，中国革命还能成功吗？咱们试着这么设想一下。
不过，这家伙硬是把队伍给拉出来了。历经重重困难，闯过无数难关，他不仅把队伍拉出来了，还带着他们一路赢到了最后。这时候大家高呼毛主席的名字，是不是理所当然？那当然是理所当然啦——他就像是力挽狂澜的英雄，那时候的局势真的太险恶了，形势严峻得不得了。
大渡河过后，我们终于和四方面军碰头了。遵义会议那会儿定的头一个目标，绕来绕去四五个月后，总算是达成了。到这时候，他的话的分量，还有他的领导力，不想变得重要都不行。要是咱们现在往回琢磨琢磨，真就挺难琢磨，要是没了这个人，没了他的指挥，咱们能不能从那困境里爬出来？
咱们来聊聊一个常被大家关心和议论的事儿：中央红军二局的工作成绩和它的影响力。这事儿保密级别老高了，到现在咱们也没法完全摸清它的底细。所以有的人就觉得，中革军委毛泽东之所以能指挥得那么神，全靠情报准，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毛泽东也没啥大不了的，不就是靠着准情报，跟看对方底牌似的打仗嘛。这其实是个大误会：看清楚不等于看透了！指挥员的关键作用，就在这个“透”字上！没错，准情报是打胜仗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可不是唯一的条件！同样的情报，不同的人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效果也就大不一样。就拿第五次反“围剿”来说，红军的情报也挺准的，可结果呢，还是被动挨打，吃了败仗。情报就像拍电影电视剧的原材料，光有好材料不一定能拍出好片子，关键还得看你怎么分析、怎么用。
说说四渡赤水里的三渡赤水这事儿：在打算攻打鲁班场前，中央红军是得到了消息，说薛岳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做了安排。要是周浑元的部队发现红军主力来了，就得“把红军引到桑树湾那块儿决战，拖住他们，等其他纵队赶到”（桑树湾离鲁班场东南边儿不到20公里。周浑元之前听蒋公的命令去西边围剿“朱毛”，回来时路过鲁班场，他应对红军的办法还是照着薛岳的安排来的）。明知道敌人这么打算，咱们就有俩选择：一个是绕开周浑元不打，另一个就是偏要打他。可毛泽东他们选了后者，看起来挺奇怪，但实际上有他们的道理！这就是要顺着敌人的心思来“配合”一下，好去实现他们的真正目的！等周浑元真按照“委座”的意思行动起来，红军却把他晾在一边儿去实现别的计划了！这就是情报里没有的，咱们指挥员得自己动脑子想出来的招儿！
毛泽东后来在书里头《说咱中国革命的战争策略》提到：他做了个总结，
指挥员要想部署得当，得先下个好决心，而这好决心又得靠准确的判断。判断准确的前提，是做足侦察工作，还得把各种侦察到的信息连贯起来琢磨透。指挥员会使上所有能用的侦察手段，把侦察到的敌方情况好好筛选筛选，去掉没用的、假的，再深挖深究，然后结合己方情况，对比双方实力，分析相互关系，这样才能做出判断，定下决心，制定计划。这就是军事家在制定每个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前，全面了解情况的全过程。
要想赢得胜利，关键是要拿到靠谱的情报，然后再把这些情报分析透彻，指挥上也得给力。这三样加一块儿，才是那个“必须而且足够的条件”！
回头瞅瞅，咱们后来宣传他时，可能加了太多文学修饰，什么“用兵神奇”之类的，把他捧得跟神仙似的。但我觉得，真没必要搞这些。把那些华丽的词藻都去掉，就实实在在地说，他在最危急的关头，硬是把队伍给带出困境了，这就够了！我跟不少人聊过，要是当时队伍真打了败仗，中央里不少人可能拍拍屁股走人，跑到上海去住小亭子间，在里头遥控指挥革命。但我估摸着，有两个人是打死也不会走的。哪两位呢？历史已经证明，再苦再难，他们都不会抛弃自己的队伍。
说到朱老总，南昌起义后，那些大佬们基本都散了伙，没错吧？有的走了，有的消失了，都没了踪影。朱老总呢，他带着几百号人，硬是挺了下来，东奔西跑了好几个省份，最终落脚在了井冈山。再讲讲毛泽东，秋收起义败了之后，身边就剩几个残兵败卒了。他也是带着这些人到处转，最后转到了井冈山，跟那儿的绿林好汉打起了交道。不过啊，他虽然跟绿林交朋友，但可不打算当绿林好汉。咱们是学山大王那股子劲儿，但咱不当山大王，咱要革命，咱的志向是天下。按照毛泽东那股坚定的信念，要是队伍打散了，他肯定也是这么个走法。
中国革命历经重重困难，最终让毛泽东成为了党的领头羊、军队的指挥官，这无疑是共产党的一大幸事，也是他们极具眼光的决定。这个抉择太关键了，在那场大布局、大调动里，大伙儿都形成了一个共识，认清了一位领袖。
在中央苏区头一回跟敌人“围剿”对着干时，他那边只有3万人，对方却有10万大军，这仗打得那叫一个惊险。要是那一仗输了，后果可真是不敢想。他就像是走在雷区上，四周都是雷，还得戴着镣铐想办法跳舞，结果他还真给跳赢了。到了第二次反“围剿”，人数对比变成了4万对20万。再到第三次，更是3万对30万。到了四渡赤水那会儿，情况更糟，他3万人得跟40万敌人周旋。而且那时候环境特别差，不像在中央苏区还有老百姓支持，他是在完全没基础、没群众的地方打仗，还绝对不能输，一输就全完了。要是真输了，中共中央可能就被敌人给端了。就算剩下的人能跑，跑到城里头，想回到1932年以前那种城市领导全国革命的老路子，估摸着也不会有啥好果子吃——说不定到现在还得在租界里头找地方开会呢。
要是真按当初预备的退路走，说不定会去南洋那边指挥，但那样可就真没活路了。
这场仗，咱们真是输不起，但毛泽东硬是把这艰巨任务漂亮地完成了，他不仅赢得了战友的心，还把对手给比下去了。那时候，红军刚吃了败仗，跑到黔东南黔北那边，人数就剩三万来号人，还远离了老窝，被敌军团团围住。可毛泽东真是个军事天才，他藏着掖着自己的打算，把敌人耍得团团转，一步步把局势往咱们这边拉，最后愣是把敌人的围剿计划给打破了，这本事，真叫一个绝！土城那一仗没打好，红军一渡赤水后，想跟四方面军会合的打算也露馅了，敌人立马围了上来。红军实力不够，回旋的地方也小，处境挺被动。但毛泽东瞅准贵州那边敌人力量弱，带着队伍掉头往东，二渡赤水，又把遵义给占了。接下来，三渡、四渡赤水，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专挑敌人软柿子捏，在敌人间穿来穿去，自由得很。敌人想在遵义那边把红军围住，结果红军一溜烟跑了；敌人追到赤水河西边，红军又四渡赤水，跑到乌江南边，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这时候，毛泽东又让红军装模作样地攻打贵阳，好像要跟红二、六军团会合似的，敌人一上当，红军立马掉头往西，奔云南去了，还顺顺利利地过了金沙江。这一连串的操作，从被动变主动，那局势，稍微出点差错就得完蛋，没有顶级的军事头脑，根本做不到。
那时候，蒋介石可真是气坏了，他本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却让那帮“残余的匪徒”给溜之大吉了。对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来说，他们不光是认识了一位出色的领袖，还在战略战术上突飞猛进。毛泽东后来把这段时间的好多心得都写了下来，收进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本书里。这些经验都是大家公认的，也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可不是其他军事思想能比的，拿破仑虽然也打过以弱胜强的仗，但双方力量差距没那么大，顶多一倍两倍。像中国革命这种力量对比悬殊十倍以上的战争，在很多国家和军事家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没法打。但我们偏偏打了，还打赢了，这给中国共产党人培养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啥困难都能克服的精神和意志，简直就是个制胜法宝。
这个宝贝后来被我们一代代传了下来，也因此，我们中华民族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队伍真的是超级棒，他们硬是把咱们中华民族从那个黑漆漆的低谷给拽了出来。咱们都得感谢他们，这可不是动动手指敲敲键盘，或者吼几句漂亮话就能做到的。这背后，是数不清的英雄好汉的付出，还有他们一次次成功和失败里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最终，我觉得抗美援朝是个转折点，咱们打败了国内外的敌人。先搞定内部的，再搞定外部的，最后咱们中华民族算是彻底告别了那段黑暗日子，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是谁也没法否认的。咱们国家是不是日渐强盛，每天都在进步，这大家都能看到，不用咱们多说。咱们有个特别棒的团队，是他们带着咱们走出黑暗，建起了新中国，现在咱们还在朝着新目标前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亲眼见证咱们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天。
真心感谢各位！
打鼓新场为啥没动静，鲁班场却要打起来呢？（补充说明）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打鼓新场那边似乎挺平静，没啥大动静，而鲁班场这边却是热闹非凡，要打要闹的。这其中缘由，也挺值得琢磨琢磨。打鼓新场吧，可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只是个新开的场子，大家还没热络起来，没什么纷争。而鲁班场呢，可能历史比较悠久，人多事儿也多，这不，就打起来了。当然啦，这只是个玩笑话，真实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些。但总的来说，打鼓新场和鲁班场的情况不同，一个平静如水，一个波涛汹涌，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没动静，一个要打起来的原因了。
在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之前，他们碰到了两个关键的选择点：打鼓新场和鲁班场。对于打鼓新场，他们的决定是坚决不动手；而对于鲁班场，则是非得打不可。
这期间它们有啥一样的地方，又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肯定是有的！
相似点嘛：在拿定这两个主意前，军委二局的电讯侦察干得太漂亮了，给的都是准信儿。说白了，中革军委把敌人的盘算和布局都摸透了！敌人那边，对红军可能的招数也是心里有数的。瞅着好像没啥两样。但选的路子却是一个天一个地：打鼓新场那儿，打死也不去碰；鲁班场呢，拼了命也得上！而且吧，这两个决定吧，就差了三四天——前一个“不打”的话音儿还飘着呢，后一个“打死也要打”的命令就砸下来了！
但除了这个“一样”的地方，其实差别可大了去了。
差别在这儿：打鼓新场，就是现在的金沙县城那块儿，周围没个“退路开关”，也就是说，想转个弯儿都不行。要是打仗打输了，想跑都费劲：北边有鲁班场、坛厂那边的周浑元部队堵着，南边是打鼓新场的黔军（还有跑到黔西的滇军一部分来帮忙），西边是毕节、大定，就是现在的大方，滇军的孙渡部队主力在那候着呢，东边则是从枫香坝过来的吴奇伟部队，他们那九十师欧震部和九十二师梁华盛部还没吃过败仗，再加上正从遵义往这儿赶的川军郭勋祺部的三个旅……
这些敌军，在打鼓新场那会儿，完全有机会集结起来，对咱们中央红军主力来个四面夹击。可咱们的主力红军呢，那时候根本没法儿灵活机动，转不开身啊。
因此，绝对不能动手！
鲁班场那边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它挨着赤水河上游那个关键的“转运点”。中革军委的想法是要拿下这个“转运点”。但能不能成功，可不是双方嘴上说说就能定的。这“转运点”两边人都离得很近，谁能拿到控制权，谁拿不到，那就得看各自的招数了！中革军委的招数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干掉鲁班场的敌人”，还得“争取当天就把他们彻底解决掉”——要知道，鲁班场的敌人比打鼓新场的黔军数量多多了，也凶猛多了！
这选择不是很离谱吗？干嘛不去挑软柿子捏，非要去硬碰硬？你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
说实话，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
咱们野战军铁了心要全力攻打鲁班场，周浑元那边只能硬着头皮，把全纵队的力量都拿出来对抗，这也是蒋介石和陈诚的意思。周浑元要是真跟咱们杠上了，那离得不远的“转移要地”可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咱们红军的眼皮子底下，差不多就等于咱们囊中之物了。中革军委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要在短短一天内攻下周浑元那帮子筑了工事的纵队有多难！但为啥还要打，还打得这么起劲呢？原因就在于，咱们想趁着滇军主力还在毕、节、黔那边磨蹭，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东进慢悠悠的，川军郭勋祺部正从遵义往仁怀赶的这个空档，先给周浑元来个下马威，让他动弹不得！到时候，万一仗打得不顺，咱们那些因为打仗聚在一起的部队，掉头就能往“转移要地”跑，一眨眼的功夫就能窜到赤水河北岸、西岸那片地方——那儿正好是敌人防守薄弱的地界。这样一来，咱们不仅能解围脱困，还能继续让敌人以为咱们要“北窜抢长江、西窜抢金沙”。接下来的事儿，那就好办多了……
要是中央红军选择直接拿下那个关键位置，就像彭德怀提议的那样，那周浑元纵队，他们也在那附近，肯定也会扑上来抢或者阻拦，最后谁能拿到控制权，还真是个未知数！要是中央红军主力真的豁出去跟周浑元干一架，一点假动作都不带，周浑元那边，不管是因为上面的命令，还是为了自己的小命，肯定得拼尽全力应对，哪里还有心思去管那个跟他现在看起来没啥关系的“转移关键位置”。这样一来，中央红军主力要是战事不顺，就能趁着天黑，让敌人的飞机侦察不到，掉头就往那关键位置跑，占了渡口，立马过河，主动权就稳稳抓在手里了。
有个挺逗的事儿，中央红军过河的那天，敌人的飞机侦察还真就找上门来了。原本呢，军委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招来报复，是严禁部队朝天开枪的。但那天，军委警卫营的高射机枪连战士们实在是憋不住了，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喊着要打。连长叶荫庭看大家这股子热情，也压不住了，鼓起勇气去找军委首长请示。正巧赶上毛泽东在那儿，他琢磨了一下，就说：“打吧！”意思是现在过河这事儿也瞒不住了，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反正部队都快过完了，也给敌人发个信号吧。叶荫庭一听毛主席也同意打，高兴得跟中了大奖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回去，下令全连开火！这一开打，还真打下了一架敌机，吓得剩下的几架敌机立马掉头逃跑了。
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拿定了主意，打算迈下一步棋。毛泽东立刻吩咐工兵连连长王耀南，让他去二郎滩和太平渡瞧瞧，那里的浮桥是否还安然无恙。这其实就是在琢磨着怎么来个“四渡”的事儿了：“四渡”一成，咱们就能绕到敌人背后，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情报信息都很确凿，敌人的打算我们也摸得一清二楚，但中革军委做出的决定却大相径庭。
这个说白了，就是所谓的“领导才能”嘛！
——情报本身可没法带来这个，这得看指挥员自身的本事和能力了！
各位键盘高手们，你们是不是也得虚心学两招啊？